隶更不简单化为现在之所谓“真书”〔１１〕。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况且我们的方块字，古人写了别字，今人也写别字，可见要写别字的病根，是在方块字本身的，别字病将与方块字本身并存，除了改革这方块字之外，实在并没有救济的十全好方法。

    复古是难了，何先生也承认。不过现状却也维持不下去，因为我们现在一般读书人之所谓“正字”，其实不过是前清取士的规定，一切指示，都在薄薄的三本所谓“翰苑分书”的《字学举隅》〔１２〕中，但二十年来，在不声不响中又有了一点改变。从古讫今，什么都在改变，但必须在不声不响中，倘一道破，就一定有窒碍，维持现状说来了，复古说也来了。这些说头自然也无效。但一时不失其为一种窒碍却也是真的，它能够使一部分的有志于改革者迟疑一下子，从招潮者变为乘潮者。

    我在这里，要说的只是维持现状说听去好像很稳健，但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史实在不断的证明着它只是一种“并无其事”：仅在这一些。

    三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上海《芒种》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旅隼。

    〔２〕议论写别字一九三三年十月，刘半农在《论语》第二十六期发表的《阅卷杂诗（六首）》，对当年北京大学招考时学生在国文试卷中所写的别字大加嘲弄。鲁迅在同年十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发表《“感旧”以后（下）》（后收入《准风月谈》），对刘的这种态度进行了批评；接着曹聚仁就“别字”问题在十月二十二日、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了《谈“别字”》和《再张目一下——续谈别字》两篇文章。

    〔３〕提倡手头字一九三五年初，一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及杂志社曾发起推行手头字运动，主张将手头字正式用于出版物，并发表了第一期推行的三百个字。据他们发表的《推行手头字缘起》说，手头字是“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的字。

    〔４〕陈友琴安徽南陵人。当时是上海务本女子中学教员。他的《活字与死字》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十八日、十九日的《申报·自由谈》。

    〔５〕今文《尚书》《尚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有今文、古文之别：今文《尚书》系汉初伏胜所传，欧阳氏及大小夏侯氏所习，以汉代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古文《尚书》传为汉代孔安国在孔子宅壁中所得，用秦汉以前的古文字书写（后来流传的古文《尚书》，相传为东晋梅赜伪造）。据《汉书·艺文志》称：“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文字异者七百有余。”

    〔６〕骨甲文字即甲骨文，又称“卜辞”，殷商时代在龟甲和兽骨上所刻记载占卜情况的文字，一**九年始于河南安阳（殷代故都）发现，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文字。

    〔７〕陈友琴在《活字与死字》一文中说：“所谓‘活字’者，就是大多数认识文字的人所公认的字……识字太多的朋友，搬出许多奇字僻字古字，与实际运用文字的需要全不相干，我对于这一类的字，一概谥以佳号曰‘死字’。”最后又说：“我觉得我们的同行何仲英先生（按陈、何当时都是教员）的话，可以做我的代表。”《中国文字学大纲》，一九二二年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８〕《说文》《说文解字》的略称。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汉字形、音、义的著作。金文，又称“钟鼎文”，是殷、周到汉代青铜器上铸刻的记事文字。

    〔９〕“爸父之蛊”语见《周易·蛊》初六：“爸父之蛊，有子，考无咎。”三国时魏国王弼注：“爸父之事，能承先轨，堪其任者也。”后称儿子能完成父亲所未竟的事业，因而掩盖了父亲的过错为“爸蛊”。

    〔１０〕关于“文”和“字”的这一解释，原出《说文解字·序目》中，原文是：“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１１〕关于篆、隶、“真书”（楷书），参看本卷第１０５页注〔１６〕。

    〔１２〕《字学举隅》清代龙启瑞编，是一部“辨正通俗文字”的书，分“辨似、正譌、摘误”三类。此书刻本的字体，系由翰林二十余人分写而成，故称“翰苑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