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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语丝》的始终(2/2)

大学出身的人们。至于创造社派的攻击,那是属于历史底的了,他们在把守“艺术之宫”,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的,叙事夹在这里太冗长了,且待下一回再说罢。

    但《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一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余的几个较久的撰稿者,过时又少了几个了。前者的原因,我以为是在无话可说,或有话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个实证。后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举一点例罢,自从我万不得已,选登了一篇极平和的纠正刘半农〔19〕先生的“林则徐被俘”之误的来信以后,他就不再有片纸只字;江绍原〔20〕先生绍介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我不给编入之后,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并且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园所办的《贡献》上登出,上有郑重的小序〔21〕,说明着我托辞不载的事由单。

    还有一种显著的变迁是广告的杂乱。看广告的种类,大概是就可以推见这刊物的性质的。例如“正人君子”们所办的《现代评论》上,就会有金城银行的长期广告,南洋华侨学生所办的《秋野》〔22〕上,就能见“虎标良药”的招牌。虽是打着“革命文学”旗子的小报,只要有那上面的广告大半是花柳药和饮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读者,仍然和先前的专讲妓女戏子的小报的人们同流,现在不过用男作家,女作家来替代了倡优,或捧或骂,算是在文坛上做工夫。《语丝》初办的时候,对于广告的选择是极严的,虽是新书,倘社员以为不是好书,也不给登载。因为是同人杂志,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这样的职权。听说北新书局之办《北新半月刊》,就因为在《语丝》上不能自由登载广告的缘故。但自从移在上海出版以后,书籍不必说,连医生的诊例也出现了,袜厂的广告也出现了,甚至于立愈遗精药品的广告也出现了。固然,谁也不能保证《语丝》的读者决不遗精,况且遗精也并非恶行,但善后办法,却须向《申报》之类,要稳当,则向《医药学报》的广告上去留心的。我因此得了几封诘责的信件,又就在《语丝》本身上登了一篇投来的反对的文章〔23〕。

    但以前我也曾尽了我的本分。当袜厂出现时,曾经当面质问过小峰,回答是“发广告的人弄错的”;遗精药出现时,是写了一封信,并无答复,但从此以后,广告却也不见了。我想,在小峰,大约还要算是让步的,因为这时对于一部分的作家,早由北新书局致送稿费,不只负发行之责,而《语丝》也因此并非纯粹的同人杂志了。

    积了半年的经验之后,我就决计向小峰提议,将《语丝》停刊,没有得到赞成,我便辞去编辑的责任。小峰要我寻一个替代的人,我于是推举了柔石。

    但不知为什么,柔石编辑了六个月,第五卷的上半卷一完,也辞职了。

    以上是我所遇见的关于《语丝》四年中的琐事。试将前几期和近几期一比较,便知道其间的变化,有怎样的不同,最分明的是几乎不提时事,且多登中篇作品了,这是因为容易充满页数而又可免于遭殃。虽然因为毁坏旧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旧物来的一种突击之力,至今尚为旧的和自以为新的人们所憎恶,但这力是属于往昔的了。十二月二十二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二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时还有副题《“我所遇见的六个文学团体”之五》。

    〔2〕《山雨》半月刊,一九二八年八月在上海创刊,同年十二月停刊。该刊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二八年十月)发表署名西屏的《联想三则》,其中说:“《山雨》在《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发表过一则讣闻(按指《偶像与奴才》一文后所附致鲁迅信中说的《山雨》在宁波创刊未成一事),这在本刊第一期的发刊刑已经提起过了。现在所以要重提者,则是关于鲁迅先生的事。鲁迅先生在那篇讣闻后面,附有复信,其辞曰:‘读了来稿之后,我有些地方是不同意的。其一,便是我觉得自己也是颇喜欢输入洋文艺者之一。……’这几句话简直在派我是反对,或者客气一些说来是颇不喜欢输入洋文艺者之一。……推绎鲁迅先生之所以有这个误解者,大抵是我底去稿太坏之故,因为他是说‘读了来稿之后’也。文字的题目是《偶像与奴才》,文中也颇引些外国名人的话,……我想这至少也可免去我是顽固而反对输入洋派的嫌疑吧,——然而仍然不免。因此,我联想起一件故事来。记得孙伏园先生编辑《晨报副刊》时,曾经登载打孔家店的老将吴虞底艳体诗,没有加以明白的说明,引起读者的责问,于是孙老先生就有《浅薄的读者》一篇教训文字,于是而有幽默的提倡。此时回想当日,觉得鲁迅先生似乎也有做伏园先生教训的读者之资格。”

    〔3〕张孟闻笔名西屏,浙江宁波人,《山雨》半月刊的编者之一。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他和鲁迅关于《偶像与奴才》一文的通信,现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题为《通讯(复张孟闻)》。

    〔4〕“不虞之誉”语见《孟子·离娄》。不虞,意料不到。

    〔5〕拿破仑即拿破仑·波拿巴(NapléonBonaparte,1769—1821),法**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他曾不断率军向外侵略欧洲各国。

    〔6〕《晨报副刊》研究系机关报《晨报》的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创刊。《晨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但《晨报副刊》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一个时期内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期刊之一。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由孙伏园编辑。

    〔7〕指刘勉己,他在一九二四年回国后任《晨报》代理总编辑。

    〔8〕“学者”指陈西滢。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中,说陈源“私淑”法朗士,学他已经“有根”了,“只有像西滢那样,……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

    〔9〕AnatoleFrance法兰斯(1844—1924),通译法朗士,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黛依丝》、《企鹅岛》等。

    〔10〕威尔士(HAGA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未来的世界》、《世界史纲》等。萧,即萧伯纳,参看《南腔北调集·谁的矛盾》及其注〔2〕。

    〔11〕陈源疑为涵庐(即高一涵)。一九二六年初,当鲁迅与陈源进行论战时,涵庐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的一则《闲话》中说:“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收起互骂的去宝……万一骂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实在可骂而又实在不敢骂的人们,斗斗法宝,就是到天桥走走,似乎也还值得些!否则既不敢到天桥去,又不敢不骂人,所以专将法宝在无枪阶级的头上乱祭,那末,骂人诚然是骂人,却是高傲也难乎其为高傲罢。”按当时北京的刑场在天桥附近。

    〔12〕川岛章廷谦,笔名川岛,浙江绍兴人,当时北京大学学生。

    〔13〕谭正璧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文学工作者。他在《中国文学进化史》(一九二九年九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中说:“鲁迅的小说集是《呐喊》和《彷徨》,许钦文、王鲁彦、老舍、芳草等和他是一派……这派作者,起初大都因耐不住沉寂而起来‘呐喊’,后来屡遭失望,所收获的只是异样的空袭,于是只有‘彷徨’于十字街头了。”

    〔14〕《Zarathustra》即《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于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五年写的哲学著作。书中借古代波斯的“圣者”扎拉图斯特拉宣扬超人学说。

    〔15〕疑古玄同即钱玄同。

    〔16〕“张大元帅”即张作霖(1875—1928),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四年起把持北洋政府,一九二七年六月自封“中华民**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他于一九二七年十月查封了北新书局和《语丝》。

    〔17〕指《语丝》第四卷第十二期(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白薇作的独幕剧《革命神的受难》。该剧中有革命神斥责一个反动军官的台词:“原来你是民国英雄,是革命军的总指挥么?“你阳假革命的美名,阴行你吃人的事实。”这实际上是影射蒋介石的,因此《语丝》就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告”。

    〔18〕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指许绍棣。《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二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六日)刊载了读者冯珧《谈谈复旦大学》一文,揭露复旦大学内部一些**情况。出身于该校的许绍棣便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用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名义,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的罪名,在浙江查禁了《语丝》并其他书刊十五种。

    〔19〕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作家。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语丝》经常撰稿人之一。他在《语丝》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表《杂览之十六·林则徐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其中说林被英人俘虏,并且“明正了典刑,在印度舁尸游街”。《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刊登了读者洛卿的来信,指出了这一错误。

    〔20〕江绍原安徽旌德人。当时北京大学讲师,《语丝》撰稿人之一。

    〔21〕《贡献》旬刊,国民党改组派的刊物,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创刊于上海。该刊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发表简又文的《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同时登载江绍原的介绍文章,其中说:“同学简又文先生,最近和我通信,里面附有他著的小册子(十六年十一月在旅沪广东学校联合会所讲)《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并问《语丝》能否登载。但《语丝》向来不转载已经印出之刊物(鲁迅先生复函中语),现在我便自动将它介绍给孙伏园先生主编的《贡献》。我想注意冯氏及其军队的人们,必乐于参考简又文先生的观察和意见。”

    〔22〕《秋野》月刊,上海暨南大学华侨学生组织的秋野社编辑,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创刊,次年十月停刊。

    〔23〕指《语丝》第五卷第四期(一九二九年四月)的《建议撤销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