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１９４８年秋，形势益发紧张，国民党的假民主面目已彻底暴露，母亲作为“鲁迅夫人”的社会地位已保障不了她的安全。我那年已１９岁，正热衷于无线电收发技术，曾经做过空中无线电话的联络，并经考试取得了执照和呼号：“Ｃ１ＣＹＣ”，还参加了“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即使有这个民间组织的牌子，仍然挡不住国民党特务的怀疑。

    曾经有两次，便衣一敲开门就直冲我家三楼亭子间，来查看我的无线电设备。直至看到墙上贴的电台执照，才嘟囔着离去。地下党的徐迈进同志为此告诉我母亲，要我再也不能玩无线电了，赶紧收摊。我就把无线电接收机和设备转移到一位信基督教的王医生家里，由我的朋友王忠毅保存。我们住的霞飞坊本是个小贩随意进出叫卖的开放型弄堂，但到了１０月中旬，有“收旧货”的，“贩卖水果”的和“修锁”的铜匠担，不沿弄堂走动招徕生意，却坐在我家后门口“歇息”，甚至此走彼来，前后衔接。从厨房望出去，这批人的打扮分明不像是小贩。这怪现象后来连邻居也察觉到了，顾均正的夫人为此悄悄过来关照我们要多加小心。可是怎么当心也摆脱不了他们的监视。

    这时，“民主促进会”的领导马叙伦先生等人已经撤退到达香港。我党在港的领导方方、潘汉年、连贯等同志就与马老计划让母亲和我脱离危险的方案。

    离开上海有空、海、陆三条路线，选哪条妥当颇费斟酌。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