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侵占租界后的十几天，母亲便被日本宪兵投入狱中，施以酷刑，前面已经叙述过。从狱中出来，母亲面临两个选择：是带着我离开上海到抗战的内地重庆，还是坚守在上海？但当时母亲和我的身体状况都不佳。母亲出狱后身体十分虚弱，两个膝盖被电刑烧成焦黑色的圆块，步履艰难，且又贫血咳嗽，正由杨素兰女医师治疗，我也又到了气喘病发季节，夜不能寐。因此我们两人都不宜长途跋涉。
但母亲最主要的考虑是：霞飞坊里存有这许多父亲的遗物，这是母亲心中的至宝，她如何忍心离开？当然也根本不可能随身带着迁移。因此，虽然她在日本宪兵那里吃了这么大的苦头，也明知他们绝不轻易放过自己，会随时随地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母亲仍决心留下来，坚守父亲的遗物。朋友中间有不放心的，如凌山阿姨多次关切问过母亲，而她的决心始终不曾动摇。
另一方面，困守上海的亲戚朋友也不在少数。首先是几个远房舅舅，他们并没有流露出离开的意思。也有一些朋友由于家里人口多，后方又缺少谋生的关系，只能忍而不动。何况其中还有一些文化人，如叔父周建人和夏尊、柯灵、董秋斯等等，认为在孤岛仍有抗日工作可做，有意识地潜伏下来暗里进行斗争的。这些都使母亲感到自己并不孤独。但是，要在夹缝里生存谈何容易。父亲生前虽为我们母子准备了一笔钱，但是正如前所述，由于丧事和搬家，已几乎告罄。因此在日常生活方面，母亲早在尽量压缩开支，并把所住的一楼、二楼和二层、三层楼的亭子间都租出去。母亲和我已挤进三楼的书籍夹缝里栖身。
我们母子当时的困难，真切地反映在她写给郁达夫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