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述母亲被捕这一节里，我曾多次提到常姨。她名叫常瑞麟，是母亲从天津女子师范读书时起相知一辈子的挚友。她俩在生活上一直互相关心照顾。我父亲在１９２９年便有致常瑞麟丈夫谢敦南的信，告知我出生的情况，还多次寄赠过我们的家庭合影。

    在母亲被捕前约半年，常瑞麟全家从东北迁沪。他们来的目的，一方面是为料理她丈夫祖母的丧事，同时也为了操办侄儿婚事。再有个打算，就是要把两个儿子谢绥、谢龙送到上海的学校读书。因为那时占领东北的日寇已在搞“奴化”教育，中文程度很低。她让我母亲教兄弟俩国文课，顺便复习英语。我也趁机当旁听生。由于谢先生家人口多，住房拥挤，两兄弟便从这年的五六月起，住在了我家。母亲将和我合睡的大床让出，由三个男孩同睡，她自己在旁睡另一张单人床。所以后来日寇来抓母亲的情景，他们兄弟也是亲眼目睹的。我记得日寇和汉奸并没有查问我们三个男孩子是谁。看来他们的任务并未要抓孩子，也没“即兴”多带一名“人犯”去交差的念头。

    母亲教他们的课文是《桃花源记》、《陋室铭》和朱自清的《背影》、父亲的《秋夜》。还送给他们儿童读物《小奸细》和《少年英雄》，前者叙述一个贫儿“小瘪三”的生活和抗日人员共同斗争的故事，后者是描写抗日根据地儿童团的活动。我想，这两本书对谢氏兄弟后来参加革命不无潜移默化的作用吧。谢龙曾经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