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住了约有两年，说是“形势紧张”，全家搬走不知去向，但有一件事尚可一谈。１９７６年，我因公带队到西德考察立体声录音技术，全团１０个人在一家中式小餐馆吃午饭。没想到巧遇他儿子也在另一桌用饭，他们是３个人。相距３０年的岁月，他竟能一眼把我认准，喊出姓名。他告诉我在代表台湾的某石油系统工作，混得不错，并告诉我他住的旅馆。回旅馆之后，左思右想非常纳闷。世界未免太小了，巧遇到同时、同地、同国、同餐厅、同午餐，５个“同”。上世纪７０年代，国民党正下力气搞“策反”，他们会不会利用幼年朋友，又是同住在霞飞坊６４号的关系，向我（们）有所企图亦未可知。因为我团的考察计划半年多前报到法、德两国，这情报台湾方面是很容易得到的。１９７６年我国出访欧洲的技术团体又很少，因此我们此行相当引人注目。考虑之后，我向使馆报告了这次巧遇。

    当晚，我们换了旅馆，离开原地，就再没有别的动静。不知这是真的巧遇还是另有缘故。霞飞坊６４号还有一家房客，是郑家阿公阿婆搬走后，经邻居６２号吴元良介绍住进来的，姓王。迁入时吴先生说是他的同学，曾学制药专业，就读于北方，现在毕业找到生化制药厂的第一份职业，新结婚没有寻到住房，要借住短期，今后你们自己需要用房随要随迁。这样，这位王先生夫妇便住了进来。不久生了个女儿，很漂亮。他们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母亲收到胡风从抗战后方经过沈钧儒帮助（那时沈是律师）索回的版税，便用这部分款子补偿王先生，供他在亨利路“顶”了二楼的住房。这样，６４号的房客就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