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一招：把小鞭炮插在气枪口，点着后远远地射进邻居的室内，“啪”地一响，一定挺吓人的。不过那时正过春节，是喜庆日子，“被害者”也不肯张口骂孩子，出来客客气气讲几句道理便算了。这事的共谋者中除了我，还有索非先生的儿子——如今的中科院院士鞠躬教授。他与我同岁。可见，顽皮的孩子并不都如我这般没出息，也有人中俊杰。我们这批调皮蛋，经常要大小闯点祸，我感到这与那时家长的管教比较宽松有关，邻居也碍于大人的情面，不肯轻易骂上门来。

    待我们年龄稍长之后，便文明一些了，开始玩一种宜于在弄堂里开展的运动——打羽毛球。它不会打破人家的玻璃窗，对行人也不构成威胁。我的体质又宜于这种小球，因此到了十六七岁，我的球技已经算比较好了。也就在那时开始，我迷上了无线电，成天在家里摆弄，还搞了个小“实验室”，从此才“改弦易辙”不再是弄堂里的“皮大王”了。鞠躬教授呢，他从小喜欢听唱片，对古典音乐十分熟悉，讲起来真是如数家珍，后来一心钻在这上头。顾均正的儿子比我大一岁，虽也喜欢听音乐，但他家里没有唱片，便从短波电台上去收听。这时他和我一起学着摆弄无线电，也参加当时的“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

    总之，我们这些调皮蛋都逐渐长大了，不再干那惹人嫌的游戏了。但是，我们还有共同的爱好，那就是一道出去看电影。附近是国泰电影院，它上演的是首轮片子，票价贵，我们看不起。不过稍远几百米，就有５家二轮片影院，巴黎、杜美、上海、金门、平安电影院，我们就成了它的常客。看电影大家以看好莱坞片子为主，国产影片很少去光顾。

    多年后，我重返霞飞坊，想找回少时的感觉，不料早已荡然无存。只觉得这条弄堂又短又狭，毫无“宽广世界”的印象。倒忆起了当年种种调皮事，不免汗颜，也不胜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