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支持弟弟在北大进修，感到弟弟在这种家庭难以熬下去了。他们夫妇之间，已丧失了共同生活的基础，也许让弟弟外出寻职业会好些。为此他向蔡元培先生写了求职信。

    就这样，叔叔只在北平待了一年半，便孤身一人南下了。他先在杭州教了几年书。后来父亲给蔡元培先生的信有了着落，被安排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１９６９年，母亲去世后不久，我因患肝炎去杭州休养，住在建人叔叔家里。有时叔叔去上班，婶婶王蕴如得空，陪我聊天，谈起叔叔离京后的艰辛生活和她沉积于心头的委屈，这样，我又知道了更多的情况。

    婶婶告诉我，叔叔离京前，父亲嘱咐他，你这次出去，不要想家，不要想那么容易再进这个家门，你在外谋生，自己存些钱，不必寄钱回来（那时全家的生活开支都由父亲和周作人两人承担着）。

    叔叔进的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向以严厉管辖下属著称，他用国外进口的打卡机考勤，这在当时的出版界还是首例。上班不准迟到，违者以累进法罚扣薪金，直至开除。叔叔为了保住这个饭碗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敢稍有懈怠，还经常带稿子回家加班熬夜。

    在上海的生活稍为安定之后，叔叔就给妻子芳子去信，让她携带子女来上海共同生活。但这事却遭到信子的百般阻拦。她吓唬芳子：你们几口子住在八道湾，有大伯二伯养活你们，吃喝不愁，住的又宽敞，又有院子可供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