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听她的，否则就生气、发病，吵吵闹闹全家不得安宁。后来，信子将日本的父母弟弟接到八道湾同住，生活日本化，买东西只去日本铺子。“九·一八”事变以后，局势稍有波动，信子就把八道湾门上的“周宅”门牌摘下，换上“羽太寓”的门牌，甚至干脆挂上日本的国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周作人却安然自得。祖母为此叹道：“八道湾里只有一个中国人了。”又说，老二如此昏聩！羽太家庭经济困难，寄些钱去接济是可以的，但把他们接到八道湾来住，就很不妥当了。

    七·七事变前，祖母对俞芳的姐姐俞藻说：“我真为老二担心，现在教育界开会的消息，报纸上很少有老二的名字，恐怕他对抗战的态度不坚决……”说这话时心情很沉重。

    父亲逝世的电报到八道湾，周作人找了宋紫佩先生同往西三条告诉祖母。事后，祖母对俞藻说：“那天，老二和宋紫佩来，我心里已猜想到不是好兆头。心想，大约老大的病更加严重了，及至得知老大已经过世，我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悲痛到极点。只觉得全身颤抖，两腿抖得厉害，站都站不起来，只好靠在床上说话，但头脑还是清楚的。我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老二说：”我苦哉！我苦哉！……‘老二实在不会说话，在这种场合，他应该说，’大哥不幸去世，今后家里一切事，理应由我承担，请母亲放心。‘这样说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责任。“祖母气愤地说：”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

    这些都是俞芳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