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他喝醉的印象。母亲也不曾有过限制的语气。也许青年们在老师面前加意克制吧。

    关于醉酒，父亲曾给我讲过，祖父他老人家“好酒”。绍兴上层人喜欢以白斩鸡下酒，且以胸脯肉为上乘。某次宴席上的冷盆里鸡脯肉不多，也许别人手快夹走了，祖父一怒之下竟把台面掀掉，不欢而散。父亲讲了他父亲的失控，也许亦引以为戒，所以，除了《两地书》起首有提到喝“醉”以外，没有什么文章讲述过这种情节。

    这里还有一个关于留声机的故事。

    在父亲的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很讨厌上海３０年代留声机的声响，每当他仰卧藤椅、闭目构思的时候，如果有这类声响来打扰尤感不适。这时，如果我跑去纠缠，无尽无休地问这问那，母亲就会把我赶快带开，打发我下楼去玩。但１９３５年５月９日，父亲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项记载：“下午为海婴买留声机一具，二十二元。”

    既然他很讨厌当时那种甚嚣尘上的世俗之声，为什么又花钱来买这架留声机呢﹖原来这又是为了我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