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只有我妥协了。据悉有一位日本仙台的研究者阿部兼也先生，他最近专门分析父亲信笺选用与收件者的内在关系。遗憾的是他不知道内中有我的“干扰”，使研究里掺进了“杂质”。

    我小时候十分顽皮贪玩。但是我们小朋友之间并不常在弄堂玩耍，因为在那里玩耍受日本孩子欺负。母亲就让我们在家里玩，这样她做家务时就不用牵挂着时不时探头察看。有一回，开头我们还安静地看书、玩耍，不久便打闹开了，在客厅和饭厅之间追逐打闹，转着转着眼看小朋友被我追到，他顺手关闭了内外间的玻璃门，我叫不开、推不开，便发力猛推，推了几下手一滑，从竖格上一下子脱滑，敲击到玻璃上，“砰”的一声玻璃碎裂，右手腕和掌心割了两个裂口，血汩汩而下。小朋友吓得悄悄溜走了，而我也只顾从伤口处挖出碎玻璃，至少有三四小片。许是刚刚割破，倒未有痛感。父亲听到我手腕受了伤，便从二楼走下来，我也迎上去，觉得是自己闯的祸，也没有哭的理由。父亲很镇定，也不责骂，只从楼梯边的柜里取出外伤药，用纱布替我包扎，裹好之后，仍什么也没说，就上楼了。

    后来他在给祖母的信中提到这件事：“前天玻璃割破了手，鲜血淋漓……”这是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２日写的，距父亲去世仅２３天。有一张母亲和我在万国殡仪馆站在一起的照片，可以看到我右手腕包扎着纱布，可见当时伤得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