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望。杨杏佛被刺以后，知识界一片恐怖 ，有些人难免惊慌过度，他就连声感叹，说知识阶级就是怕死：“盖怕死亦一种智识耳。”３１读了一些描述东北抗日游击队的笔记，他又借题发挥：“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３２有一次和朋友闲谈，他更断然说：“知识分子，实在是应该轻蔑的，他们花样多，……有些事情就败于他们之手。”３３他这些话当然都有具体的所指，但人有了知识便会软弱和东倒西歪，却是他初到上海时就有的想法。这个想法现在竟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他用如此轻蔑的口吻来谈论知识分子，这些又都是私下的谈论，并非公开作态，我实在要感叹，那种将“坚定”和“勇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战斗意识，对他思想的影响是太大了。

    鲁迅重新解释了知识分子，也就重新解释了文学和艺术。既然新的知识分于是大众中的一员，他们的工作都属于革命运动的”一翼”，３４他们中一部分人所从事的文学和艺术创造，也就自然可以用来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还在一九二八年他引述苏俄“那巴斯图”派有关文艺只具有阶级性的理论时，就作过这样的两可的评价：“这问题看去虽然简单，但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３５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它，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３６到了三十年代，他更大进一步，多次从正面强调文学艺术的宣传功能。看见有人指出“文学不是宣传”，他还作文抨击：“谁用文字说‘文学不是宣传的'，也就是宣传”，“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３７这其实是偷换概念，因为对方说的“宣传”，和他说的“宣传”不在一个层次上，与所谓“社会”“影响”，更是两个意思。但也惟其如此，他为文艺的宣传功能辩护的急切之情，倒是充分表现出来了。

    这种急切之情是来自他读过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书？实际上，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认识，主要是取自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两人的著作，尤其是前者的那一本《艺术论》。笼统来讲，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偏重功利的，但你看鲁迅对普列汉诺夫的推崇，在他举出的几个“尤合于介绍给现在的中国”的观念中，却有“要宣传主义，必须预先懂得这主义，而艺术家，适合于宣传家的职务之处却很少”这一条。３８每个人读书，都有自己的取舍，鲁迅阅读普列汉诺夫的时候，正在和创造社那批只认教条，不尊重文学本性的年轻人打笔仗，就自然会特别注意普列汉诺夫对文学自身价值的强调。他那样含糊其辞地评价“那巴斯图”派，也因为他实在知道，艺术并不只是政治手中的工具。所以，单是读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并不就能使他信奉“文艺就是宣传”，他现在这样冲动地强调文学的宣传价值，还是因为受多了官方的压制和迫害吧。

    鲁迅毕竟是作家，比起鼓吹文学的现实的宣传意义，他更愿意描绘理想的文学前景。这也正符合他对知识分子的新认识，既然会有一种新的知识分子，那么理所当然。也该有一种新的文学。他在广州时就预言 ，随着平民世界的建立，将来会有一种“平民文学”。３９一九三一年他更肯定他说，将来的文坛上会出现“别一种作者”和“别一样看法”。４０由这对将来的文学的笼统的称颂一他更引申出两个意见。一是废除方块字。将来的文学的作者，当然是工农群众，可至少在目前，他们绝大多数都不识字，汉字的笔划如此繁难，要说他们能很快掌握，鲁迅也知道不大可能。那怎么办呢？只有废除汉字。所以他断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４１还多次打比方，说方块字是大众身上的结核菌。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更明确说：“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４２这分明在重复钱玄同二十年前的主张了。再就是推崇“无产阶级文学”。既然唯无产者才有将来，那至少在名义上，这“无产阶级文学”是将来的新文学的先声，他就是再看不起成仿吾和蒋光慈，对他们手上的这面旗帜，却不能不表示敬意。所以他这样向朋友介绍上海的“左翼”作家：“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有提出这一个名目[指“无产阶级文学”]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４３对提出名目者的轻蔑，和对名目本身的尊重，区分得清清楚楚。柔石被杀之后，他为美国的一个左派杂志写文章，第一句就是：“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４４这明显不符合实情，他却偏要这样写，而且用这样坚决的口气，我想他心里其实是很清楚的：鼓吹“无产阶级文学”也好，修正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认识也好，更不必说为“革命”的残暴辩护了，都不是在讨论抽象的道理，而是作具体的抗争，是在回击身外的压迫，是在克服内心的阻力。既然是抗争，那就先得满足现实的功利需要，别的方面，只好不管它了。

    为了能有个理想来支撑他与官方的对抗，鲁迅不惜对自己的思想作那么大的修正，那在实际的社会交往中，他会采取什么样的功利策略，你也就可想而知。谁都不愿意孤身一个人面对强敌，他总希望两边有支援，背后有接应，越是发现敌人的强大，这寻找盟友的心情还越急迫。鲁迅自然也是如此，他自已和国民党政府为敌了，对一切也与国民党为敌的人，就本能地会产生好感。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与国民党对抗最激烈的势力，就是**，鲁迅看待它的目光，也就最为亲切。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家的客厅里就经常有文化界的**人来来往往，其中瞿秋自和冯雪峰等人，更成了他非常亲近的朋友。以参加“左联”为起点，他公开和上海文化界中的**人站在一起，即使对其中有些人心存芥蒂，也总是克制着，尽量不露在脸上。他将自己的寓所提供给瞿秋白作避难所，瞿秋白一有危险，就往他家里躲，有一次还在他家里约见其他的**人。他甚至和北京的**组织也有联系，一九三二年他去北京，就在**北方局的安排下，借一个朋友的家，和北京各个左翼文化团体的核心分子见面，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员。他因此常常充当**的“联络人”。那北方局失掉了和**中央的联系，就派人将汇报信送至他手上，请他转交；一些**员被国民党打散了，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也都会来找他，请他帮忙恢复联系。有好几次，他果然也能帮上忙，譬如一九三三年冬天，他就帮助成仿吾和上海的**组织接上了头。

    当然，鲁迅并没有加入**。他也不会加入，在内心深处，他对政治性的团体向来就有戒心。一九二五年春未，他回答许广平关于参加国民党的询问，就明确说过：“如要思想启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４５他早年在东京就不愿意当刺客，现在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人生风雨，将个人的独立看得更重，当然不会再加入什么政治团体了。因此，他和**人的联合，就主要是以他那一枝笔，和那个令人眼亮的名字。事实上，当时的**领导人所以再三敦促成仿吾、钱杏村这些人，要他们收起对鲁迅的敌意，主动去联合他，甚至尊他为“左联”的领袖，也就是看中了他的名字和笔。４６

    鲁迅大概也知道，所以，凡是**方面要求他写的文章，只要和自己的见解抵触不太大，他就总是勉力照写。在这样写下的文章中 ，他也总是尽力以**人的口吻说话，对国民党政府痛加斥责。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九三四年冬天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就是两则突出的例证。有时候，他甚至愿意按照**的要求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一九三一年，上海有一家《文艺新闻》杂志请他评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意义，他就写道：“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仆役－－中**阀，……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４７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照着**－－不仅是中国的**，还有斯大林的**“第三国际”－－的意思来回答了。至于将自己的名字列在**组织的各种宣言上，次数就更多了。连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他都和茅盾联名拍电报去祝贺。甚至冯雪峰自作主张，以他的名义买了火腿，作为给**的礼物送去陕北，他事后也表示同意。他临逝世前，请冯雪峰代拟《答托洛茨斯基派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４８，他过目时并不涂改，同意就这样送出去发表，就更说明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都非常看重和**人的联盟，要竭尽所能，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将苏维埃俄国描绘成理想的乐土，到与中国的**人公开结盟，鲁迅在短短的几年间，摆出了一个与从前明显不同的新姿态，十年前他告诫年轻人，万不可做关于将来的梦，可现在呢，他自己就不断向人描绘这样的梦；十年前他已经认定，无论那些人自称什么，都不过是在争夺地狱的统治权，可现在他公开跨进那争夺的战场。他自然是不得已，借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这是当时国民党官方对“苏区”的称呼】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４９你甚至还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彻底坚守自己确信的可能，他们置身那样险恶的处境，总难免会在某些时候，以某种方式，放弃自己的确信，来换取起码的生存。虽然事实并非一定如此，我却愿意相信它是如此，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了，那种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肯违背信念的知识分子，你能看到几个呢？倘说鲁迅如此明显地改变面目，正体现了他逃离精神“待死堂”的第三次努力，这努力能够成功吗？

    注释

    １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五十四页。

    ２鲁迅：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六十八页。

    ３鲁迅：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致曹白信，《鲁迅书信集（下）》，九百六十七页。

    ４鲁迅：《“中国文坛的悲观”》，《准风月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四十五页。

    ５鲁迅：《后记》，《集外集拾遗》，四百六十五页。

    ６许广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七日致鲁迅信，《两地书》，二百零四页，并《研究》，一百四十九页。

    ７鲁迅：《我们不再受骗了》，《南腔北调集》，十四页。

    ８鲁迅：《林克多序》，《南腔北调集》，十一页。

    ９鲁迅：《后记》，《译文序跋集》，二百六十七页。

    １０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南腔北调集》，四十四页。

    １１鲁迅：《答国际文学社问》，《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十页。

    １２陈梦韶：《鲁迅在厦门的五次演讲》，《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九十七页。

    １３鲁迅：《写在后面》，《坟》，二百十三页。

    １４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代》，《二心集》，七十九页。

    １５鲁迅：《序言》，《二心集》，三页。

    １６张佳邻：《陈赓将军和鲁迅的一次会见》，见《回忆伟大的鲁迅》，十页。

    １７鲁迅：《小引》，《集外集拾遗》，一百八十八页。

    １８鲁迅：《第二部一至三章　译后记》，《译文序跋集》，二百二十五页。

    １９鲁迅：《偶成》，《南腔北调集》，一百三十九至一百四十页。

    ２０鲁迅：《后记》，《集外集拾遗》，四百四十四至四百四十六页。

    ２１鲁迅：《沙》，《南腔北调集》，一百零八页。

    ２２鲁迅：《“以眼还眼”》，《且介亭杂文》，九十二页。

    ２３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致姚克的信中，激烈指责北平的居民：“人民是一向很沉静的，什么传单撒下来都可以，……这地方，就是换了旗帜，人民是不会愤慨的，他们和满洲人关系太深，大好了”。见《鲁迅书信集（上）》，四百十二页。

    ２４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且介亭杂文二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２５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三十五页。

    ２６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二心集》，一百四十五页。

    ２７同９。

    ２８鲁迅：一九二九年四月七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十七页。

    ２９他的这些演讲，大多没有完整的文字记录留存下来，但北平当时的报刊，却有一些相当详细的报道，譬如《世界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有题为《鲁迅昨在师大讲演》的长篇报道。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五百四十九至五百五十一页。

    ３０鲁迅：《门外文谈》，《且介亭杂文》，八十页。

    ３１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致曹聚仁信，《鲁迅书信集（上）》，三百八十七页。

    ３２鲁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致萧军、萧红信，《鲁迅书信集（下）》，六百八十五页。

    ３３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片断回忆》，见周建人等著：《我心中的鲁迅》，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一百四十九页。

    ３４同上。

    ３５鲁迅：《编校后记·三》，《集外集》，一百八十一页。

    ３６鲁迅：《文艺与革命》，《三闲集》，六十五页。

    ３７鲁迅：《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集外集拾遗》，四百七十三页。

    ３８鲁迅：《译者后记》，《译文序跋集》，二百十二页。

    ３９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十六页。

    ４０同２６。

    ４１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且介亭杂文》，五十四页。

    ４２鲁迅：《论新文字》，《且介亭杂文二集》，一百八十一页。

    ４３鲁迅：一九三０年九月二十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六一页。

    ４４同１４。

    ４５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六十二页；并《研究》，三十二页。

    ４６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见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文学评论》，一九八０年第二期。

    ４７鲁迅：《答文艺新闻社问》，《二心集》，九十五页。

    ４８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且介亭杂文未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九十八页。

    ４９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致姚克信，《鲁迅书信集（上）》，四百四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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