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在鲁迅自以为无望，只能“待死”的时候，从那深坑的上面，却又悄悄地垂下了一根绳梯，它就是陈独秀在一九一五年夏天创办的《新青年》①。这位因参加“二次革命”而被迫流亡日本的安徽人，年龄与鲁迅相仿，性情却远比他开朗，刚刚回到上海，就一心要和袁世凯们再战一场。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指望政治和军事斗争，而是转向思想启蒙，他的目的也不再是推翻一个袁世凯，而是要铲除滋生军阀**的整个文化和思想传统，他在心里恨恨他说：别看在政治和军事上斗不过你们，我现在用新思想和新文化唤醒年轻人，看你们还能站得稳身！正是在这种激烈的战斗情绪的催促下，陈独秀将《新青年》办得生气勃勃，很快就引起了北京、四川甚至远在美国的志同道合者的响应，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等人先后参加了编辑部。正巧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决心将这所官气极重的京师最高学府改造成新思想的大本营，便将陈独秀和胡适们请去当教授，《新青年》也随之迁往北京，声势更为壮大。到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北京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文科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它激动了几乎每一个敏感的读书人的心。
鲁迅住在北京，又在教育部任职，对这场越刮越猛的新文化运动，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他开始却并不重视，也不以为它会对社会有多大的作用。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了《新青年》，便特地买来看，着完之后，却没有多大兴趣，就丢开了。对蔡元培改革以后的北京大学，他的印象也不好：“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③甚至到一九二０年，“五四”学潮发生一年多了，他还这样说：“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３一个准备“待死”的人，对世事的理智判断自然容易悲观。
但是，就在他的理智如此消极地看待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他的生命本能却作出了热烈的反应。他毕竟还不到四十岁，就是理智上再绝望，生命的本能冲动也不会甘心，它总要时时冒上来，想拽他离开那单人禁闭式的生活。因此，一旦听见绍兴会馆外面的新文化运动的声浪，它自然就要抓住不放，以此来刺激鲁迅内心的怀疑意识，将它引向与原来相反的方向，不是怀疑乐观和理想，而是怀疑悲观和绝望：我的命运就真是这样地不可改变了么？难道就只能这样消磨余生了么？就算不能摆脱母亲给自己设下的婚姻桎梏，在对社会的改革上面，我也一点都不能出力了么？社会给了我那么多伤害，为什么我就不能用呐喊来报复它呢？即便于实际并无多大的帮助，至少可以使自己振作一些？……在人的各种意识当中，怀疑意识常常是最有力的，它本身不需要提出证据，也就很难用什么证据彻底地驳倒它。越是内心矛盾的人，越容易接受怀疑意识的影响，因此，鲁迅的生命本能一旦获得这怀疑意识的帮助，悲观主义的理智就不大能再长久地压制住它。到一九一八年，他终于接受钱玄同和陈独秀的怂恿，开始向《新青年》投稿。先是小说，再是诗，再是杂文和长论：以投身新文化运动为绳梯，他决意要爬出那个“待死”的深坑了。
要爬出去却不容易，他先得克服一个很大的心理障碍。他这样描述钱玄同动员他投稿时，他的心理活动：
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
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
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嚷起来，
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
无可挽回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
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
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
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④他说得很坦率，虽然是决意呐喊了，心境却和在东京策划《新生》的时候大不相同，也和绍兴光复后率领学生上街游行的时候大不相同，当年那种真理在手，理想必胜的信念，那种慷慨激昂，志在天下的雄心，已经所剩不多，他现在的“确信”是在另一面，那就是铁屋子的“万难破毁”。倘若层层追究他提笔作文的最终动力，那大概只有一个“不甘心”：不甘心自己就只有这样的命运，不甘心社会就这样保持对自己的胜利。但是，他又要投身一场宣传新思想的运动，尤其是这样一场中国式的意在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文化运动③，他必须像陈独秀们那样扮演一个演说家和鼓动者的角色，必须向公众不断地发表意见。而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为着特定的社会政治目的发动起来的运动当中，发动者并不能自由选择自己想说的话，他们最初设定的目标，早已为他们划定了说话的范围。你不是想唤醒民众去铲除**吗？你就只能在你的思想武库当中，选那些最能迅速地打动人心，最能激发人反抗冲动的兵器来挥舞。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陈独秀们手中的新思想，全都是从西方搬来的，人道主义，进化论，科学和民主，诸如此类，大家都相信它们是最有效的思想武器，几乎每一个投身新文化运动的人，都情不自禁会拉开嗓子，热烈地鼓吹它们。不用说，鲁迅倘要给《新青年》写稿，也就只能讲这些东西。
这就是他的心理障碍：一方面，他必须加入陈独秀们的思想合唱，必须装得和他们一样满怀信心，以为用这些外来的思想就一定能改造中国，可另一方面，他心里又并没有这样的信心，他相信的东西甚至正和它相反，这怎么办？
从他那段有关“铁屋子”的自我描述，可以看出他是通过这样两步克服自己的障碍的。第一步，还是靠那个怀疑意识，虽然自己拥有“必无的证明”，钱玄同的希望却是指向将来，只要前面还有一个将来，你就不能说它一定不能实现，在这里，他运用的正是那种“即使太阳已经从东边升起了一万次，也不能说它明天就一定不会从西边升起”的推论。第二步，既然钱玄同式的希望也能成立、那就不必在它和自己的“确信”之间弃一择一，而是两者都不妨接受，心里保留“确信”，手上却开始“做文章”，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干脆戴一副面具。从严格的启蒙主义标准来看，这自然是一种信仰上的不彻底，一种对待内心矛盾的灵活性，但是，鲁迅恰恰是靠着这种不彻底和灵活性，才跨过了那个心理障碍，发出启蒙的呐喊。他早已过了信仰纯一的年龄，思想上只会越来越复杂，现在却在扮演一个信仰坚定的角色，除了戴面具，他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在整个二十年代，他甚至都不否认这一点。一九二五年他对许广平说：“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③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更在公开的文章中写道：“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候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借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这已经是和盘托出了。
于是他摆出了慷慨陈辞，大声疾呼的神态。他抨击现实中种种鼓吹迷信，乱诌“鬼话”的怪事，更驳斥社会上种种捍卫“国粹”，诋毁新学的谬论；他号召觉醒者“大叫”，一直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③更希望青年人“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他极力鼓励：“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１０更斩钉截铁地宣布：“生命的路是进步的，……什么都阻挡他不得。”１１他还多次拿欧洲的事情来作将来的证明，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的自我反省，引出一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的结论１２；由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他更一往情深地咏叹：“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１３简直和十年前向《河南》杂志投稿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了。…但这只是一种表相，他心里并不真这样激昂。就在写这些随感录的同时，他给一位东京的朋友写信说：“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甚至断定，中国的转变“但有一塌糊涂而已！”１４比起那些随感录，这封信中的话当然深刻得多，我今天阅读它，仍然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一个人对社会的未来已经有了这样透彻的认识，他怎么可能激昂得起来？面具终归是面具。不可能遮没真人的全身，时间一长，写的文字一多，鲁迅内心那些悲观的“确信”，难免要从面具的四边溢露出来。一九二三年他去北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演讲，本意当然是鼓励年轻人切实争取人生的幸福，可他讲不多久，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警醒他”，②这不又是那个“铁屋子”的比喻吗？在这篇不长的演讲中，他几次三番重复这样的意思，还引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话，说是“万不可作将来的梦”，几乎要将面具掀开来了。到了一九二五年，他更在杂文中接连表示对于历史进步论的怀疑和否定：“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③十年前，他只是把中国过去的历史看成是一种倒退的历史，现在他干脆把这倒退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于是他要人们到历史上去寻找“将来的命运”：“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他更悲愤地仰天长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１７
一般说来，人总不愿意说话自相矛盾，鲁迅所以要戴面具，就是想避免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