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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让我们看看鲁迅先生所处的环境。是先生的确以骂架为名。但好像都是与当时文人用报章，小册子来互相攻击，宣传自己的思想。一时此起彼伏。派别林立，论战不休，也是二三十年代文坛的特征之一。这与其说是反映了文人的“不团结”和文坛的矛盾，不如说是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繁荣和活跃。彼此骂来骂去，虽有意气用事的时候，但大多是涉及大是大非问题。骂人者多之。如被称为温文尔雅的梁实秋，不仅骂过鲁迅，甚至也骂过以胡适为代表的“人力车夫”派。带着湘俗湘风进入北京文坛的沈从文，在《沫沫集》中也指名道姓地抨击了许多文人。高长虹不仅骂鲁迅，也骂周作人、郁达夫。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抨击鲁迅的同时，还“举了五个作家”的例，其中说叶圣陶“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他的笔尖只涂抹灰色的‘幻想的悲哀’……这是非革命的倾向”！且先生之骂人，是非之心不泯，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并且不虚伪，不造作，敢说敢骂，其实还是十分可爱的，寄民族情感于其中，骂肖小与其外。所以得以被称为“中化民族的脊梁”。

    然后，我们看看王朔先生的骂架。“我挑的几个人，是赞美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