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现代性”一词已被许多知识者所注意，但我们发现，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现代性”的资源，或者说具有“现代性”意味的文化因子，少得可怜。因此，在打量这一概念时，知识界不得不求助于域外，而这一概念的本身，也正因为是舶来的，所以置身于这一语境，我们多少有些尴尬。其实撇开这一概念，我们将视线投向同一所指的内容，就会发现，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我以为“被近代”与“被现代”这一表述似乎更能描述这100年的历史。中国的荣辱、兴衰，以及知识阶层的优劣，均可在这个话题下延伸出来。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开化和不断被推向奴役关系生成的历史。对这一悖论的深切体味者，应当说是“五四”那一代人。我在《鲁迅与周作人》一书中，谈及过这一点。周氏兄弟对现代进程中的人的渐次丧失自我的警觉，被后一代人所证实了。但实际上，对这一历史话题最具有参照价值的，或许不是周氏兄弟两人，而是鲁迅与胡适。他们的由合而分，由近而远的不同精神选择，似乎更能说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切冲突。鲁迅与胡适的分道扬镳始于1925年。那时鲁迅开始由官场退向民间，而胡适则由书斋走向议政之路。这种对立的选择，构成了两人性格中的闪亮之点──一个充当了社会与政府的批评者，另一位成了现存政权的诤友。但鲁迅的走向民间其实是站在了弱者的立场发言，他本身对世俗社会的厌恶，并不亚于对官场的冷视。同样的，胡适与现政权──无论是段祺瑞政府还是蒋介石集团，亦保留着相当大的独立性。他们似乎都感到主奴的关系，最容易在这两个团体中生成。鲁迅后来在“左联”中承受的压迫感，以及胡适在台湾受到右翼文人的攻击，其内心的焦虑与苦痛，从其文字中，多少可以感受到。被淹没于自愿所选择的队伍里，且在那里挣扎着，苦求着，这正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写真。我们从后来的学人、作家的目录(如巴金、季羡林、韦君宜等)，多少可体味到同样的主题。抵抗奴役而终被奴役，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无奈。我以为鲁迅与胡适的价值选择中所延伸出的文化隐喻，或许正是今天的镜鉴。倘若说中国的文人心灵还缺些什么，他们两人身上的明暗，似乎可以提示出许多东西。在阅读两人的作品时，可以发现他们对中国文化与人性的看法，有时惊人地相似，但情感方式却大相径庭。一个以为中国的进化，有赖于精神的重塑，改造国民性乃知识界的第一要义；另一个则以智慧和潜能，贡献给权力阶层，借政治的力量，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这两种模式直到今天仍被延续着，我们看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分化，大致也存在着类似的形态。至于周作人、陈寅恪、顾准一类的文人，其影响力远无前两者那么深远，后者在中国，很难形成集团式的力量。而鲁迅与胡适不仅各自为中心，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深切地影响了现代进程，倘说，鲁迅在心灵的意义上，呈现了人的尊严与价值，那么胡适，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