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的，则如现代评论派，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人一样棗他们是刽子手。”（《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又说：“倘有人骂，当一任其骂，或回骂之。”（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８日致陶亢德信）“骂人”不足为奇，假清高的、讥讽鲁迅“骂人”的人，自己未必不“骂人”。正如我在上面已提到的，鲁迅认为“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在《论讽刺》和《谩骂》等文中，鲁迅对所谓“骂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被称为“骂人”的，其实却是因为他说出了某些人和事的真实。所以“含含胡胡的扑灭‘谩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在《“题未定”草（八）》中，鲁迅论及战斗的作者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只是这些敌对决不肯自承，时时撒娇道：‘冤乎枉哉，这是他把我当作假想敌了呀’”。这显然是对杜衡之流的回答。因为总是“不满”，因为“骂人”，所以他们认为杂文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又假惺惺地劝鲁迅去潜心于“鸿篇巨作”，搞“伟大的著作”。《中央日报》的文章说：“杂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挥而就”，但这种文章“一星期后也许人们就要忘记”，所以劝鲁迅要学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名人，“去发奋多写几部比《阿Q传》更伟大的作品”。大学生林希隽也像《中央日报》一样，要人们想想外国为什么会有《和平与战争》这样伟大的作品产生。他把杂文和伟大的作品对立起来。但他缺乏一般的文学常识，连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书名都搞不清楚，所以鲁迅称他为“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对于这种攻击杂文的文章，鲁迅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鲁迅认为，所谓搞“伟大的著作”，是为了用名利诱使他离开激烈的现实的阶级斗争。鲁迅说：“托尔斯泰学不到，学到了也难做人”（《准风月谈.后记》），也不“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表示“还要做这样的东西”，“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就仍要它来适应斗争的需要，作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且介亭杂文.序言》）至于伟大，大的稍懂得现代史的人，没有人否认鲁迅是伟大的。鲁迅的所有杂文作品，其实就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它的主人公是中国人，它刻划的是中国人的灵魂，是关于中国人的百科全书。鲁迅对于中国的意义，决不亚于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托尔斯泰之于俄国。鲁迅虽然时有“骂人”，但其实，他对人的评价却有其客观的标准，理性的态度。首先，鲁迅论人是重大节，观其趋向之大体的。许广平记录的鲁迅谈话中，记着鲁迅一次同来访者谈起某些人喜欢用绝对化的观点看问题，简直有切肤之痛。他说：“中国人对于某人的观察，因其偶有错误、缺点，就把他的一切言语行动全盘推翻，譬如有人找出高尔基一点‘坏处’，就连他的全部著作都不看。又如吴稚晖不坐人力车，走路，于是崇拜他，反而把他的另外行为，比损害一个人的体力更不止的一切，都可宽待。又如孙传芳晚年吃素，人们就把他的杀人凶暴，都给以原谅了。”（许广平：《片段的记录》）鲁迅同意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在《反自录》一书中所说：“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这里提出了“观其趋向之大体”的论人标准；而所谓“趋向之大体”，即指“趋向苟正”还是“趋向苟差”。这是着眼于“大体”的、历史的、全面的论人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三十年代初，林语堂等人借明末袁宏道的小品文，提倡“性灵”。鲁迅认为，这是从根本上歪曲了袁宏道的本质。“倘要论袁中郎，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不妨恕其偶讲空话，作小品文，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这更重要的一面，即“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袁宏道的形象被林语堂等人歪曲了，于是“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鲁迅与郭沫若曾笔墨相讥，然鲁迅看郭沫若，也是“观其趋向之大体”，“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其次，鲁迅是抓住要害，不及其余的。鲁迅一生批评过的人是如此之多。面对鲁迅批评过的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到：鲁迅批评了什么？是批评他的“全人”，还是批评他的“一肢一节”，还是批评他的一时一事？鲁迅说自己作文是“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两地书.一二》）鲁迅批评“女性”的文章，是“一到辩论之文，尤易看出特别。即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者。总之是只有小毒而无剧毒，好作长文而不善于短文”。（《两地书.一０》）这里，鲁迅道出了他的战斗方法，抓要害，作短文。如此“剧毒”短文，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鲁迅的攻击，只是攻击可攻击之处，而不是针对攻击对象的一切。比如，攻击对象的脚底流脓了，鲁迅只攻击他的脚，而决不无事生非，说他得了梅毒。鲁迅批评蔡元培，是批评他在“清党”前后的言行，而不涉及他的教育思想；鲁迅批评李四光，是批评他在“女师大风潮”中的具体作为，而不涉及他的道德学问……而这些不及其余的批评，并不影响鲁迅在其他方面赞同被批评者的观点，甚至并不影响彼此之间有可能成为朋友。比如，冯乃超说鲁迅“醉眼陶然”，鲁迅也不客气地“回敬”过他，但在反击梁实秋时，他们却是一致的。鲁迅批评过周木斋，后来他们在曹聚仁家中却“相见倾谈，彼此释然了”。（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史料述评》）再次，鲁迅是重视团结，也力行团结的。鲁迅疾恶如仇，但他决不因小忿而误大端。我们知道，鲁迅与成仿吾有过笔战，鲁迅对成仿吾甚至有厌恶之情。然而，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据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有一回，鲁迅在上海见过成仿吾，夸赞他“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成仿吾也说过，他是通过鲁迅和党接上了关系的。与此相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一大串，比如，鲁迅和郭沫若，等等。以上这些内容证明了鲁迅有宽广的胸怀，力行团结。其实，团结是以宽广的胸怀为前提的。在谈到鲁迅“骂人”一类杂文时，茅盾有过一段精辟的分析；倘就鲁迅杂文的作用而言，“匕首”或“投枪”，固然可以概括鲁迅的绝大部分的杂文。但他的六百余篇，一百万字的杂文，包罗万象，除了匕首、投枪，也还有振聋发聩的木铎，有悠然发人深思的静夜钟声，也有繁弦急管的纵情欢唱。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固然指对敌人的斗争，同时也指对自己阵营内的错误倾向的斗争，对迷路的朋友们的不妥协的坚持原则的忠告，以及对中间分子摇摆不定的针砭。“在对敌斗争时，鲁迅用的是匕首和投枪，但在对友、对中间分子时，鲁迅有时用醒木，有时也用戒尺，有时则敲起警钟。”（茅盾：《联系实际，学习鲁迅》）茅盾的话，是符合鲁迅“骂人”的客观实际的。鲁迅决不是一味地骂，鲁迅心中有一杆秤，心明眼亮。
三
鲁迅的“骂人”，大约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一、原则之争、是非之争，从总体上看鲁迅所“骂”的内容是正确的。这是鲁迅“骂人”的主要部分，换言之，鲁迅对时人的批评、批判，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比如，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的批判；对“新月派”梁实秋的批判；对当时周扬、张春桥极“左”萌芽势力的批评；以及对章士钊种种劣迹恶行的揭露与抨击，都属此类。二、大原则上鲁迅是正确的，小枝节上有批评失当、感情用事之处。这一点，可以举“革命文学”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为例。“革命文学”论争，是由于成仿吾他们当时尚不了解鲁迅对于革命的重要作用，把本来属于乎同一阵营的鲁迅错误地当作了敌人，对鲁迅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尽管他们给鲁迅戴上了“封建余孽”、“双重反革命”等高帽，鲁迅仍然坚持批评所该批评的，但不论争论怎样激烈，鲁迅并没有反对他们提倡革命文学的根本主张。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在抗日统一战线这个根本问题上，鲁迅是拥护的，所余下的矛盾，大不了只是提法问题。但是，在枝节问题上，鲁迅确实因为动了肝火，动了感情，有失当和言重的地方。比如，骂创造社的成仿吾等人是“才子＋流氓”，与他们的“才子＋革命”的本色似有距离。说“四条汉子”等“我甚至怀疑他们系敌人所派遣”，也言重了。对自己精心栽培过的后生小子徐懋庸动了那么大的肝火，是不是也有不够冷静和大度之处呢？三、有批评正确之处，也有误解、误会的地方。这一点，比较典型的是对周木斋的批评，在大学生的“赴难”与“逃难”问题上，鲁迅认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称自己是“逃难党”，鲁迅对周木斋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关于“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发在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却是误会。对于这桩公案，曹聚仁追忆说：“鲁迅的确有点误会，认为周木斋乃是某君的‘化名’，意在讽刺鲁迅。后来，我告诉鲁迅，周木斋另有其人，并非‘化名’；那段杂文，只是主张一个作家着重在‘作’，并无讽刺之意。过了一些日子，鲁迅在我家中吃饭，周木斋也在座，相见倾谈，彼此释然了。”（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史料述评》）四、纯粹是误会。这一类事在鲁迅的“骂人”生涯中并不多，但亦可举出明显的例子。一是“杨树达”袭来的事件；一是怀疑丁玲来信是沈从文化名捉弄事；一是怀疑钟敬文与“鼻”（即顾颉刚）乃一路人之事。对钟敬文，鲁迅是意气相向，恨屋及乌了。这些误会，鲁迅有的公开做了自我批评、自我解剖，有的也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了某种歉意和不安。顺便提一下，有人把鲁迅“骂人”现象分为当时是正确的，现在看还是正确的；当时是正确的，现在看不那么正确了，等等若干类。我以为，这种分法是不科学的。当时是正确的，现在看怎么就变得不正确了？用现在流行的眼光去衡量当时具体的争论，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离开了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奢谈正确与否，貌似公正，然客观上起了贬损鲁迅的作用。比如，有人说过去讲“斗争”，鲁迅“骂”梁实秋是对的；今天讲“团结”，再“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就不对了，云云。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我们今天十分重视发展海峡两岸的关系，但我们能以此否认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吗？如此媚时、迎合，就不是搞学术研究了。钱理群认为，这样的人就不配称为“学者”，而是见风转舵的“政客”了。我以为，关于鲁迅的“骂人”，从另一意义上理解，可以分为“实骂”和“虚骂”两类。
所谓“实骂”，意即针对具体的某人某事，就事论事，不及其余。比如，鲁迅与高长虹冲突中关于“太阳、月亮和夜”的问题，梁实秋的“硬译”问题，刘大杰的标点本的错误问题，等等，皆属此类。鲁迅的“实骂”，分析问题本身就是目的。所谓“虚骂”，意即抓住当时的某人某事，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乃在于借题发挥，生发开去。问题的本身不过是起了触发鲁迅灵感、引出话题的作用。鲁迅与引出的这类人并无直接冲突，所涉之事、亦无利害干系。这比较典型的例子应是梅兰芳、马寅初和杨荫榆的例子。鲁迅“骂”梅兰芳，是“骂”梅兰芳所象征的男扮女妆之类不男不女的“太监文化”，是骂“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的病态的社会人格。鲁迅“骂”马寅初，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文人学者的无聊，与其说鲁迅骂马寅初，不如说鲁迅是在反抗无聊。至于杨荫榆情况稍稍复杂一些。鲁迅“骂”杨荫榆的“实骂”成分是很大的，是主要方面。但是，那篇被有的人认为有人身攻击成分的《寡妇主义》却是“实骂”中的“虚骂”。文中，鲁迅指出杨荫榆是“寡妇”或“拟寡妇”，实行“寡妇主义”教育，对于大学生，“始终用了她多年炼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一封信，疑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这些语言，都是不确定的推测，与杨荫榆所涉无多。其实，杨荫榆虽然孤身，但她也和鲁迅一样，也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据杨绛介绍，她是由祖母之命定亲结婚的。她的夫家姓蒋。虽然门当户对，然蒋少爷却是一个“傻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成亲时，她把“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后来逃回娘家，出外求学，当然，鲁迅当时并不知道她的这一身世，倘知道，接受过母亲“礼物”、与朱安有过不幸婚姻的鲁迅，在下笔讨伐“寡妇主义”时，以杨荫榆为话头、也许会有所踌躇？我以为，鲁迅关于“寡妇主义”的这种深切感受，可以说是郁积于长久，得之于偶然。他之所以如此不无刻薄地骂杨荫榆，只不过是找到了灵感的触发点，借题发挥而已。心中有思想，总是要喷发的。若不是杨萌榆，在此后的某日，碰上了牛荫榆、马荫榆，一有机会，鲁迅关于“寡妇主义”的思想，还是要表白的。鲁迅“骂人”文章的伟大意义，表现在他“实骂”部分包含有“虚骂”的成分，鲁迅是具体的，但他不像一般的平庸的杂文家那样，拘泥于具体。他升华了，超越了，抽象了，成了哲学意义上的“一般”。我们读鲁迅的论战文章，常常发现，面对对手洋洋洒洒的宏文伟论，鲁迅仅还以匕首般的短文，三言两语便击中要害，致使对手再也无招架、还手的余地。鲁迅的批判，例如在“庄子与文选”论争中将施蛰存称为“洋场恶少”，“两个口号”论争中称周扬为“奴隶总管”，就具体的人与事而言，确有过苛之病；但如果排除个别性与特殊性，跳出具体的人事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典型”，却只是极其深刻的。鲁迅在谈到自己杂文写作的经验时说：“砭锢弊常取类型。”所谓“取类型”，就是如上所例举的抓住典型事件或典型人物。正如鲁迅自己所解释的，“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象，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伪自由书.前记》）这就是说，鲁迅是把“实骂”的对象当作一个标本的，它虚指了“实骂”对象们所代表的所象征的人物。鲁迅的杂文之所以实中有虚，由个别而到一般，在于他的思考绝不停留在个别的“这一个”，而是将其放在广阔的时代、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剖析，竭力排除其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快刀斩乱麻迅速切入本质，使其成为具有历史概括性、普遍性的“这一类”的标本，这种从个别现象立即切人本质的整体概括的思维方式，借用杜勃罗留波夫的话说，就是“在看到一件事物的一瞬间，就能够从许多偶然性中，区别出它的基本特征”。（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的王国》）我们认识鲁迅的“骂人”现象，也应该跳出困宥于“实骂”的误压，跳出个别看到一般。如此，才算是掌握了阅读鲁迅的钥匙，可是，论者每每不察，对鲁迅的“骂人”文章，总以意气论之。对此，鲁迅当年即已感慨系之：“足见读者的判断，亦幼稚者居多也。”（1934年５月２２日致杨霁云信）在鲁迅写这封信的前一年多，瞿秋白就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阐述过这种见解：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他们个人的履历倒可以不必多加考究，重要的是他们这种“媚态的猫”，“比它主人更严厉的狗”，“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舐一点油汗，还要拉上一点蝇矢的苍蝇” …… 到现在还活着，活着！揭穿这些卑劣，懦怯，无耻，虚伪而又残酷的刽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战斗之中不可少的阵线。鲁迅视瞿秋白为知己，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瞿秋白理解鲁迅，认识他的“骂人”杂感的伟大意义之所在。后来，王得后等人对瞿秋白的鲁迅观有所发挥，他们认为：“鲁迅杂文是个别的，具体的，但也是一般的，抽象的。杂文中所涉及的人物、文章、事件，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根有据，都是历史的真实，但又多有一般的意义。因此，人物的生辰八字，文章的最初出处，事件的背景过程，对读懂鲁迅杂文，似乎很要紧，其实又并不那么要紧。”（王得后、钱理群：《＜鲁迅杂文全编＞前记》）是的，具体人物的恩恩怨怨既有重要的一面，也有不重要的一面，既有实的一面，也有虚的一面。应该指出的是，随着许多历史人物的相继谢世，这种实的恩怨将逐渐淡化，虚化了。最后，给我们留下的、重要的将是瞿秋白所认定的作为普通名词的社会典型。有学者狠狠地贬斥鲁迅杂文为“骂人文选”。首先，这是一种因不读鲁迅原著的无知所产生的误解和偏见。在鲁迅一百多万字的杂文作品中，“骂”了人或者涉及“骂人”的，充其量只占百分之一二，怎么可以将其一概斥之为“骂人文选”呢？即使鲁迅作品中最具战斗性的“骂人”部分，它们也决不会由于得罪了某些“正人君子”，因而不断遭到他们和他们的徒子徒孙的贬斥，而失去所固有的伟大意义。倘若我们真的把鲁迅的“骂人”文章编成一部《鲁迅“骂人”文选》，那其中也自有其“大众的灵魂”和“时代的眉目”。鲁迅对自己的“骂人”文章就有这样的自信。他说：这两位（按指《中央日报.中央公园》所载《杂感》的作者洲和《文坛与擂台》的作者鸣春），一位比我为老丑的女人，一位愿我有“伟大的著作”，说法不同，同的却一致的，就是讨厌我“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于是而时时有“杂文”。这的确令人讨厌的，但因此也更见其要紧，因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准风月谈.后记》）
他又说：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的作品中，“大众的灵魂”中反映了“时代的眉目”，“时代的眉目”里也包含着“大众的灵魂”。鲁迅一生的战斗历程，若是把几次主要的“战役”罗列出来，基本上可以看到文学史的一个轮廓。鲁迅总是把当时的事和当时的人结合在一起，每一个“战役”，鲁迅往往把矛头指向对立面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痛加批判。比如，对复古派的斗争，鲁迅主要把矛头指向林琴南、章士钊；对“新月派”的斗争，主要指向梁实秋；对“第三种人”的斗争，则是揪住了杜衡……章士钊、陈西滢等无疑是“大众灵魂”的代表，而与他们的斗争过程，自然又留下了时代的眉目。概而言之，鲁迅的“骂人”，有骂对的，有稍感过火的，有误会，等等。但这都并不重要。它的意义在于“实骂”中包含着“虚骂”的成分；而纯粹的“实骂”部分，也将不断地被历史虚化。鲁迅留给我们的是超越个别具体的一般和抽象，鲁迅的价值，在于他的“骂人”文章给我们提供了社会典型，大众的灵魂和时代的眉目。
四
鲁迅“骂”过这么多人，他为什么老爱“骂人”呢？正人君子们、同一阵营的战友们于是说他“多疑”。“多疑”这个词儿与“尖刻”、“刻毒”等一起，是鲁迅同时代以及以后的人们评价他的常用语汇。另一方面，忠诚于鲁迅的人们、也许考虑到“多疑”是贬损鲁迅的，所以，为尊者讳，对鲁迅确有“多疑”之处的实例，多持避而不谈的态度。我以为，我们首先应该正视鲁迅的“多疑”。鲁迅就曾承认自己“多疑”的时候，鲁迅的“骂人”生涯中，也不难举出“多疑”的实例。在以直率地表述自己的思想和心情而著称的《两地书》中，他谈到“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两地书.八》）“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两地书.一Ｏ》）这算不算鲁迅承认了自己的“多疑”呢？在《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证》中，鲁迅是明确地承认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鲁迅还曾说，自己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这种“毒气和鬼气”是一种泛论，当然也包含了“多疑”。若说鲁迅“多疑”的实例，又可以举“杨树达”袭来事件，误认丁玲求助信为沈从文捉弄事等。从这些实例看，鲁迅确实是“多疑”了。然而，在讲鲁迅“多疑”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举出大量的事实证明鲁迅并不多疑，相反，有时倒是过于天真了。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中，讲了那个著名的鲁迅“儿子”的故事，那是叫人哭笑不得的。许广平感慨道：“谁说先生老于‘世故’，我只觉得他是‘其愚不可及’。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呆子吗？可是这呆气，先生却十分珍贵着。他总是说：‘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许广平忆鲁迅》，第２３４一２３５页）还有那个声称持有烈士遗稿《孩儿塔》的史济行，也轻而易举地骗取了鲁迅的信任，还让他老夫子动了感情，说：“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可是，史济行是这样一个重友情的人吗？他只是一个骗子。钱理群认为，从鲁迅给曹靖华、章廷谦、萧军、萧红、胡风等人的书信中，会强烈地感到鲁迅对人的诚挚、直率、宽厚，无微不至甚至天真。“应该说，这都比较接近鲁迅的真性情。”（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６７页）鲁迅摘译岛崎藤村《从浅草中来》中有一句话）“我希望常存单纯之心：并且要深味这复杂的人间世。”钱理群在《心灵的探寻》中又说：“人们多注意到鲁迅“‘深味这复杂的人间世，这一面，而往往忽视了也许是更为本质的一面，即‘常存单纯的心’。一切站在历史的高峰，看透现实、因而超越现实的伟大人物，必定有‘返朴归真’的一面。萧红曾经回忆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朗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我常想，能够这样放怀大笑的人，一定有一颗纯真的心。”鲁迅既是“多疑”的，又是不设防的，单纯的。鲁迅有种种矛盾，他自己有时责怪自己太易于猜疑，有时又认为“多疑”并非坏事。他说：“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那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言，这才是缺点。”（《且介亭杂文末编.我要骗人》）对世事人物持怀疑的眼光，于不疑处有疑，疑而能断，这不仅不是缺点而是优点了。鲁迅这里谈“多疑”时用了“怀疑”这样的字眼。多疑，也就是多了一点怀疑。这一点，下文还要涉及。鲁迅“多疑”，言而有据；说鲁迅不“多疑”乃至单纯，一样言而有据。事实是，鲁迅是心地单纯的，鲁迅是想常存单纯之心的。然而，他生活在一个可怀疑的国度，这个国度里有许多互相猜疑的人们，这个国度里有许多可猜疑的事物。于是，任你怎样单纯，也不得不变得“多疑”起来。我们来看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吧。钱理群等许多有识之士都把眼光注视到了这一点。鲁迅的“多疑”，乃是本世纪以来空前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的产物。历史正经历着“把陈旧的生活方式送进坟墓”，新的婴儿诞生前漫长的阵痛，这是一个充满了污秽与血的时代，在生与死的最后搏斗中，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全部剥落，露出本来面目的疯狂与卑劣；古今中外棗人类历史、现实中一切阴谋诡计、鬼蜮伎俩竟然集中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鲁迅经常痛苦地谴责自己：“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那么风云变幻的事，恐怕世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没有料到，未曾描写，可见我还不很有‘毒笔’……我还欠刻毒。”（《三闲集.通信》）鲁迅更忧虑着“未经世故的青年，不知底细”，容易“上当”，“碰顶子还是小事，有时简直连性命也会送掉”。（1934年12月10日致萧军、萧红信）现实就是如此严峻：在你死我活的拼杀中，人们的天真，思维方式的简单化，认识与现实的脱节，都要付出血的代价。鲁迅自己就多次“亲历”了这样的流血，而且多是最为宝贵的青年战士的血；社会、时代的大环境，让鲁迅持怀疑的眼光看问题。鲁迅不能不以“多疑”的冷眼看当时的社会。就具体而言，许多人的作为也证明着实际生活中有着可怀疑的人和事。其实，从某一方面讲，鲁迅疑得还不够，他对人的推测，实在太倾向于好的方面，有些人自己所表现出来的，比鲁迅对他们的推测还要坏得多。上文提到的史济行就是一例。当后来鲁迅知道史济行所谓藏有《孩儿塔》文稿完全是假的，他这样说完全是为了骗取鲁迅的手稿后，鲁迅不禁感慨系之，说：“我虽以多疑为忠厚长者所诟病，但这样多疑的程度是还不到的。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到底成为我的弱点了。”（《且介亭杂文末编.续记》）正是这种教训，使鲁迅常用多一点怀疑的眼光去看社会、看人。“多疑”，并非鲁迅的罪过，事实常常证明他“疑”得对。“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的这个怀疑并没有错，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并不是真正站在民族立场的爱国者，而恰恰是一批“洋大人的宠儿”，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谄媚之态，并竭力鼓吹借用侵略者的暴力，把国内的人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的法西斯主张。这一类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所谓鲁迅“多疑”，就是不肯轻易相信那些“不是东西者流”，往往要对他们的言行打个问号，看一看，等待一下，分析一番，务必看清他们的五脏六腑，弄清楚他们的真实嘴脸。倘若面前有“貌作新思想者”出现，鲁迅并不轻易相信他们，因为他看到过许多这样的人，“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倘若有人自称是“新式青年”，鲁迅也不轻易相信，因为他深知有的人“皮毛改新，心思依旧”，新式的躯壳里埋伏着古老的魂魄。鲁迅曾经说过：“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中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由这样的怀疑，进而达到犀利的解剖的目的，这就使鲁迅戳穿了许多两面派的迷人假面，从而暴露出他们的真实面目。我以为，鲁迅的“多疑”也就是怀疑精神，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有具体当事人的指名道姓的怀疑，并且由怀疑而质问、而抨击，而升华到一般的文化意义上的批判，即由“实骂”而包含而带出了“虚骂”；一是对没有活着的具体当事人的怀疑，──“从来如此，便是对的么？”──是一种超越现时代人事纠纷的纯粹意义上的对历史、对文化的怀疑，诸如“真有上帝吗”？以此类的反问、进而得出“上帝死了”的结论。痛快淋漓，让人人激动，又不开罪任何人。鲁迅的前一种怀疑，被人们目为“多疑”，多少带有贬意；而对后一种怀疑，则视为批判精神，大多并无异议。鲁迅的这种怀疑精神，在他的创作中同样留下了引人注目的深刻印记。他的杂文中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和批判，刨祖坟、究根底的思维方法和写作特点，《故事新编》中对古人的调侃和嘲弄，《野草》中对自我的严格剖析和审视，《呐喊》、《彷徨》中主题与形象的深刻历史内涵的现实意义，无一不渗透和贯穿着这种怀疑精神与理性思考。具体一点说，比如，在《狂人日记》里鲁迅发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呐喊》）对此，大家齐声称颂，说这是鲁迅对历史的新发现。可是，倘若鲁迅写道，在章士钊的什么文集里，看到了“吃人”二字，那不仅是说鲁迅“多疑”了，简直要打官司。鲁迅具体的和非具体的，换言之，有牵涉到活人的纠纷的“多疑”与纯粹文化意义上的怀疑，是鲁迅怀疑精神的两个方面的表现。鲁迅太过于真诚，太过于天真，又加上他有着顽强的“硬骨头”精神，他不回避活人的纠缠，而只进行文化的批判，所以才被戴上了“多疑”的帽子。鲁迅的两方面的怀疑，都缘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启迪，鲁迅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是中国这块土地上培育出来的智慧之花。
五
鲁迅用“多疑”的眼光看社会人生，写了许多“骂人”文章，本来“骂人”也是很正常的。“骂”又何能一概指责呢？鲁迅表达过这样意思的话：假如指一个女人说：“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谩骂，不行的；如果她实在是在做卖笑生意的，那是说了真话，并不是骂人。可是，中国是一个多有死要面子人的国度，中国是个多有虚伪人的国度。许多正人君子既要做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因而，在他们的眼里，鲁迅是撕人脸面的家伙，当然是可恶的。于是，有了一大串关于鲁迅的尖刻、刻毒、不宽容、刀笔吏、绍兴师爷、睚眦必报的小人之类的议论。这不仅伴随鲁迅生前，也纠缠于他死后。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众口铄金”，好话使人增光，反过来就是“积毁销骨”了。一次又一次的造谣诽谤，鲁迅似乎真的成了刻毒的人了。王乾坤在《鲁迅的宽容》中说：“如果有人不耻下问于我：在未来的社会里，鲁迅将在哪些方面成为诘难的对象？别的方面我说不确，但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回答出一个，那就是他的：‘刻毒’。或者说，他的‘恶’，他的‘反恕道’，他的‘复仇’，他的‘以恶抗恶’，等等。都可以看作一个意思。”他又说：“很难想象渴望平和环境的人们，乐于接受‘复仇’，‘一个也不宽恕’之类的声音；很难想象人们在对历史作总体反思的时候，不把这种声音同古老的怨怨相报或人际倾轧‘望文生义’为同一个东西。”（《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十一期）那么，鲁迅真是刻毒的和恶的吗？就像古希腊雕塑中的毒蛇缠身的拉奥孔一样，鲁迅是个受苦难的时代先行者的形象，也是一个激烈的愤怒的时代批判者的形象。首先是时代、社会的压迫所带来的苦难，接着自然是对压迫的反抗，带着愤怒的激情对时代、社会的不留情面的批判。鲁迅的一生，是受迫害的一生，伴随着他的是无数的谎言，谣诼，诽谤，诬陷。一会儿说鲁迅“开书店”，一会儿又说他“同收版税百余元”；一会儿说鲁迅已领取“中央党部文学奖金”，一会儿又说他“被捕”了；一会儿说他“收苏俄卢布”，一会儿又说他充当“日探”；一会说他“往莫斯科”了，一会儿又说他“生脑膜炎”了，凡此种种，谣言与诬陷像蝗虫似的在鲁迅头上飞转。鲁迅一不战斗，一不扑打，似乎立即就要被吞噬了。有的谣言，暗含杀机，鲁迅在悲愤的同时，不得不认真对待。例如1931年初，国民党的大小报刊上盛传鲁迅已经“被捕”，被“刑讯”，并且在报上纷纷揭露所谓鲁迅的“罪状”。有的甚至透露鲁迅住址，促请当局加以搜捕。谣言之炽，惊动了鲁迅的四方亲友，“老母饮泣，挚友惊心”，鲁迅自己则如处于荆棘之中，感怆交并，难以言喻。为了预防不测，鲁迅不得不搬家避难，他在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３日致李小峰的信中说：“众口铄金，危邦宜慎，所以我现在也不往在旧寓里了。”鲁迅多次谈到了自己的受压迫，被围剿，既谈了历史的重压，又谈了现实的压迫。比如，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时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１９３１年２月５日在致荆有麟的信中说：“我自寓沪以来，久为一班无聊文人造谣之资料……其实这只是有些人希望我如此的幻想，据他们的小说作法，去年收了一年卢布，则今年当然应该被捕了，接着是枪毙。于是他们的文学便无敌了。”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６日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谈了对诬陷和谣言的感叹：“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尤其是那些诬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譬如对于我的许多谣言，其实大部分是所谓‘文学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过是文章上的冲突，有些是一向毫无关系，他不过造着好玩，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我骂他时，他们又说我器量小。”是的，鲁迅一生“骂”过许多人，他的个性中也有着强烈的攻击的倾向。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爱“骂人”，为什么“刻毒”呢？我们应该去寻找隐藏在鲁迅这种攻击性背后的客观的原因，这就是鲁迅被压迫、受围剿的苦难的历程。被压迫了，为什么不反抗？“骂不还口”，是奴才哲学；以牙还牙，则是战士的性格。鲁迅的“刻毒”的“骂人”文章，与其说是理性使然，不如说更多的来自个人的际遇或经验。他自己也说过，他的很多主张，不是来自理论的蛊惑，而是亲见亲历的“我以为然”。一套《鲁迅全集》，留下了鲁迅几乎所有的文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骂鲁迅、甚至首先骂鲁迅的文章，多已灰飞烟灭。如此，人们只看到鲁迅“骂”，而难以看到别的一切了。这就客观上给不懂真相的人感觉到，鲁迅似乎真的是刻薄了。鲁迅的母亲曾经说过一段大白话，也是实在话：“大先生所以死得这么早，都是因为太劳苦，又好生气。他骂人虽然骂得很厉害，但是都是人家去惹他的。他在未写骂人的文章以前，自己已气得死去活来，所以实在是气极了才骂人的。”（北平《民国学院院刊》第七期，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３日）“人家去惹他”，鲁迅“气得死去活来”，才还击，这道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首先是时代、社会的压迫，接着才是鲁迅的反抗与攻击。然而，同是鲁迅的亲人，周作人与鲁老太太的见解并不一样。他甚至比鲁迅的许多论敌都走得更远，认为鲁迅“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活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周作人甚至把鲁迅的“刻毒”解释为迫害狂的心理。果真如此吗？钱理群在分析“杨树达”袭来事件时，把鲁迅的精神状态和《狂人日记》中狂人的精神状态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他说：、我们看到鲁迅的多疑与尖刻，又看到了鲁迅的诚挚与坦荡。这构成了完整的鲁迅。我们更痛苦地发现鲁迅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强烈的“防范意识”，由此而领悟到《狂人日记》里“狂人”过度敏感伪精神病态，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驱者（包括鲁迅在内）精神状态的一个侧面夸大的变形的反映。是这种病态的社会环境：四面充溢着阴谋、流言和陷阱，人与人之间满怀敌意与猜疑，鲁迅精神上时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他不得不“横站”，提防八方来敌，鲁迅之“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正是病态社会、病态人际关系对鲁迅心理、性格的扭曲与损伤，也是鲁迅的一种自我保护性的反应与反抗。（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６８一６９页）狂人是社会压迫的结果。鲁迅的“多疑”是对社会现状的一种否认棗这是一个处处需要打问号的社会。人不是天生就多疑的，当我们探究一个人为什么多疑时，是不是应该首先探究一下造成多疑人格的社会原因？如果说，鲁迅有自认为还“刻毒”得不够的一面的话，也决不是“迫害狂”心理的作怪，“从心理学上讲，恐怕情况正好相反，恰恰是受迫害的心理反映。应该说，鲁迅在长期的受迫害受压抑的历史情境中，他由反抗而生的刻毒有时确乎超出了应有的敏感，而时有一种受迫害臆想。”（王乾坤：《鲁迅的宽容》，《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十一期）鲁迅对自己一生挨骂的命运，曾诉说过内心的苦状。他在１９３０年３月２１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我常常当冲，至今没有打倒，也可以说是每一战斗，在表面上大抵是胜利的。然而，老兄，老实说罢，我实在很吃力，笔和舌，没有停时，想休息一下也做不到，恐怕要算是很苦的了。”虽然苦，但鲁迅决无退却之意，在公开的言论中，话也说得格外不留情面，他不给他的论敌看到他也有软弱的时候。在《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附记＞》中说：“……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但对于没有这样举动的人，我却不肯先动手；而且也以文字为限，‘捏造事实’和‘散布“流言”’的鬼蜮的长技，自信至今还不屑为。”在最后，当考虑到临终要不要请人宽恕自己，自己也宽恕别人时，鲁迅郑重其事地表了态：
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且介亭杂文末编.死》）这是鲁迅个人意志的选择，是鲁迅战斗一生的最后证明。这种“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的“坏脾气”，其中所蕴含的大恨，若不曾陷入和经历整体包围和要求突围的冲突会是不可能具有的。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掩盖鲁迅一生言行的另一方面的一个巨大的事实存在：鲁迅是单纯的，是宽容的。对比时人对鲁迅的攻击，鲁迅要宽厚得多。王得后、钱理群在《＜鲁迅杂文全编＞前言》中有这样一个比较：“历史记载的就是这样：人们攻击鲁迅的，是‘学匪’，‘学棍’，‘赤色作家’，‘汉奸’，‘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明说是同志的也还是‘右倾’，‘危害联合战线’，‘助长着恶劣的倾向’，都是含着杀机，可以遭到通缉，撤职，逮捕，监禁乃至杀头的诬陷和谣言。而鲁迅的反击，给论敌定的大多止于‘正人君子’，‘绅士’，‘叭儿狗’，‘资本家的乏走狗’，‘鹰犬’，‘洋场恶少’，‘才子＋流氓’，无一有生命的危险，就是直斥为‘帮凶’，也分明和他们的主子划出分明的界限。”我认为，这一比较，近乎发明，使原来模模糊糊的骂来骂去，彼此彼此的东西明确起来。它足以证明貌似刻毒的鲁迅的宽厚，又让那些事后骂鲁迅刻毒旨在反证自己宽厚的人，“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批评别人刻毒的人自己未必不刻毒，指责别人缺少宽厚的人自己未必就宽厚。鲁迅疾恶如仇，但他决不因小忿而误大端。这位怒目圆睁，在敌阵中冒着“枪林弹雨”勇猛厮杀的无畏斗士，与友人、同志相处，却是春光煦煦，和风习习，诚恳相待，富于情谊的。有人说，鲁迅是一个一言不合，奋袂即起，给人难看的人。这种评论并不公允。鲁迅自己就曾说过：“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１日致曹聚仁信）事实也正是如此。鲁迅并非没有忍耐，没有退让。特别是对于青年，他不仅热心为他们效力，有时还受到其中有些人的责难、讥笑与攻击。遇到这种情况，鲁迅一般并不还手，他认为“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的禁得起践踏”。（《两地书.七九》）当然，人非木石，忍无可忍，挨了十刀，还上一箭，完全是合乎情理的。然而，鲁迅的胸怀毕竟是宽广的，“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部没齿无怨言”。（《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鲁迅是不屑于对具体个人的“陷害”的棗这是他的论敌常用的武器棗他的着重点，在于通过具体个人的某些言行，实行文明的批评和文化的批判，这既是鲁迅的宽厚使然，又是鲁迅的伟大所在。在对谣言进行反击之外，鲁迅更多的情况下是采取“谣言不辩，诬蔑不洗”的态度。这固然是由于他经受过各种打击，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还由于鲁迅深信，只要是谣言，就会自生自灭的。鲁迅也没有办法与所有的谣言作战。因此，对于无聊之谣言，鲁迅只是付之一笑，只管自己做事。对待这类东西，“‘由它去罢’，是第一好办法”。（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２９日致徐懋庸信）这着实表现了鲁迅不屑计较的宽容。曾经挨过鲁迅“骂”的傅东华说，“谁要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成分里只有‘恨’而没有爱，我就和他拼命！谁要把鲁迅先生的哲学解释成唯恨哲学，我就永远痛恨那个人！”（《人民日报》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９日第８版）鲁迅哲学中的“爱”是另外一个命题了，这里略去不谈，但傅东华的话表明，鲁迅的哲学不只是刻毒的哲学。没有慈悲与宽容的世界是狼的世界，但是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没有“刻毒”的慈悲宽容，只能是眼泪的世界。鲁迅既是宽容的，又是“刻毒”的，鲁迅宽容于应当宽容之时，鲁迅“刻毒”于应当“刻毒”之处。鲁迅毕竟是一个健全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