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1912年，对鲁迅来说是重要的转折点。2月，他辞去了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的职务，离开绍兴，前往南京任教育部部员。此次的离家，他的态度决然，有一种逃离的意味，这如同又回到18岁那年的外出求学，重新去走异路，寻求别样的人们。我一直觉得，他的再次远离故土，有着难言的痛楚。绍兴给他的多是噩梦般的东西。留学归国后的两年故土生活

    给他的刺激，后来都留在创作里了。倘他像胡适一样，没有过故乡工作的阅历，也许写不出《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那样绝望的作品。这两年失败的生活对他后来的创作影响之大，怎么估量，也不为过。

    然而离开绍兴前，他与家乡那份《越铎日报》，有着一段有趣的故事。鲁迅对绍兴评价不高，除了民间的某些野性存在引起过他的兴趣外，民众与绅士的劣根性令他颇为鄙夷。于是便特别希望有新的声音出现，使暮气弥漫的古城有着些许改变。他对这《越铎日报》，便寄有微薄的期冀。1912年元月，该报创刊号上刊有他的《〈越铎〉出世辞》，文章雄健高迈，回肠荡气。篇首阐释绍兴历史，谓之“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然而鲁迅又对绍兴后来“专实利而轻思理”很有微词，以为是民众堕落的原因。此文在他的一生中颇为重要，既沿袭了留日时的某些思想，又有新的境界。那文章谈办报之旨，乃“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此系作者心境的写真，文章的峻急，无可掩饰地透露了他的某种焦虑。

    《朝花夕拾·范爱农》记载了创办该报的缘起，鲁迅是被推为名誉总理的。报纸以“越社”的名义发起，办报人大多是鲁迅的学生和朋友，像主要负责人宋紫佩，就曾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随鲁迅读书，关系很密切。宋紫佩办报的思路，大多受到了鲁迅的指点。最初的几期里，有许多鲁迅化名的文章，可以说，是很带锋芒的。绍兴古称“会稽”，鲁迅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