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飘飞。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号召，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呐喊，所有这些混乱的国际化意识形态，都令那些外乡人心旌摇荡，热血沸腾。
租界自由主义、狂热的革命情境，加上浓烈的殖民地**，汇聚成了殖民地意识形态的现代话语背景。或者说，这是殖民地上海最迷人的三个部分，并且已经成为当代怀旧思潮所关注的三个焦点。
但经过短暂的文化蜜月之后，性情多疑的鲁迅才怒气冲天地发现，上海是一个诞生骗子、低劣商品（人品）和诽谤文化的摇篮。就鲁迅而言，这是殖民地意识形态的一个真切面貌。隐藏在当代上海俚语中的那些近代隐语记号，无疑是我们对殖民地鲁迅进行精神分析的一个文化语言学的主要依据。我注意到，那些描述商品和人性低劣性的语词在上海俚语占据了重要地位："蹩脚"（BILGE，船底污水，引申为肮脏的、下三滥的、劣质的）、"大兴"（DASHY，浮华的，华而不实的，引申为假的、冒牌的、劣质的）以及"肮三"（ONSALE，二手货贱卖，引申为垃圾货、形容人的品质低劣）、"瘪三"（BEGSIR，乞丐先生，用来形容叫花子、难民、逃荒者等各式穷人，后引申为最广泛的骂人用语之一，）这些至今仍被大量使用的俚语，组成殖民地上海的劣质性语境，它们试图为这个高度现代化的都市提供一种负面估量。
为了推销劣质文化和劣质商品，某种相应的欺诈文化应运而生了，这导致了那些用以描述欺诈事件的语词的连锁涌现："赤佬"是英语"CHEAT"（欺骗）和中文"佬"的混生词语，一个鲁迅时代最流行的洋泾浜俚语（隐语）；另一类似的名词是"小（老）开"（小（老）KITE，小（老）骗子之意，以后竟引申为对有钱人的泛称），加上"门槛精"（MONKEY精，猴子精，引申为聪明的、精明的）、"戆大"（GANDER，傻瓜，呆鹅，糊涂虫，引申为受骗者，现被北方人读若"港都"）、"混枪势"（混CHANCE，混机会，引申为浑水摸鱼）等等。这些古怪的华洋双语式隐语，汇聚成了殖民地上海的欺诈性语境。
这种殖民地欺诈遍及商业，文化和政治领域。仅以鲁迅经常出入的内山书店为例，早在一九三四年间，上海《社会新闻》七卷十六期上就有署名"天一"的作者撰文揭发称，"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但该店店主内山完造，却是鲁迅的少数几个密友之一。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鲁迅被内山利用来作为情报主要来源，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不仅如此，甚至鲁迅本人也成了内山的同谋："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同前文）。以多疑著称的鲁迅本人的面目都遭到世人怀疑，表明殖民地上海的骗局形势，已到了十分严酷的地步。
基于骗局的普遍存在，某种专门揭发骗局和**的"花边文化"被创造了出来，同时，诽谤和中伤也蔚成风气。租界小报为了取媚读者，大量散发此类文字，成为中国新闻史的一大奇观。这是近代自由主义赐给殖民地上海的一项古怪礼物。洋泾浜英语"出蹩脚"（出BILGE，清出船底污水，原为黄浦江水手用语，后引申为向人泼污水，诽谤中伤）和上海本地土语"放野火"（用来形容某人到处诽谤中伤他人）就是两个范例，它们是殖民地上海的诽谤性语境的话语标志。
这种欺诈性语境、劣质性语境和诽谤性语境的三重复合，描述了"殖民地综合症"的大致外观。它是对殖民地**、租界自由主义和革命语境的最激烈的价值消解，并把鲁迅逼入了令人绝望的困境。
除了殖民地语境，鲁氏仇恨政治学的建立，还有赖于一种文化建筑学的古怪支持。我要在此特别指出"亭子间"在殖民地上海的非凡意义。二十年代在上海兴起的建筑群落，通常为二或三层，由主房和左右两边的厢房组成"凹"字形结构，底部为一个狭小的天井，前部是高耸的围墙，黑漆大门带有的一对大铁环，正是乡村地主大宅的建筑记号的挪用。其中底层的建筑材料多为石料或仿石的混凝土预制块，使之拥有一个防守严密的仓库式的外观，"石库门"的诨号由此而生。
作为乡村宅院和都市里弄的结构和功能的一种古怪混合，"石库门"响应着那些乡绅背景的新市民的渴望。**第一次代表大会和鲁迅本人，均选择这种住宅作为"农村"包围城市的基地，这一巧合似乎充满了宿命的色彩。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成为来自绍兴小镇的"文学战士"孤身奋斗的坚固堡垒。在那些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岁月里，石库门藏匿起了文学大师矮小的身影。
陡峭的楼梯、光线黯淡的走道、狭窄的空间、巴掌大的顶楼晒台、遍布着油腻和房客们争吵声的厨房，每一个隙缝都弥漫着罪恶和亲情的混合气味。更为重要的是，巨大的"亭子间怨恨"开始象阴险的雾气一样弥漫。在空间逼仄的石库门内部，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阶级斗争"。为了争夺话语权力，作为石库门楼主的鲁迅，与他四周的亭子间租客展开了殊死的口水战争。后者构成殖民地鲁迅最重要的批判语境。
是的，只消查一下鲁迅敌人的黑名单就会发现，落入这个庞大系列中的许多人物，都曾是亭子间的自由租客。除了北平时期的胡适，章士钊，陈西滢（1926）周作人、林语堂和梁实秋以外，施蜇存、苏雪林、高长虹、冯乃超、钱杏村（笔名阿英）、成仿吾等人均在这里发迹，向大师发出严厉或含蓄的话语挑战。他们野心勃勃，企图在中国唯一的自由主义避难所里确立自己的话语权力。
而另一方面，鲁迅党人也在这里茁壮生长。萧军萧红初到上海时，首先租住在法租界拉都路北段"元生泰"杂货铺后楼的亭子间里，以后又搬至北四川路西侧的永乐里，再迁至霞飞路上的霞飞坊（许广平在鲁迅死后也迁至那里），自始至终都处在石库门壁垒的荫庇之下。阴郁的建筑成为各种势力孕育仇恨的温床，同时，它也是一个殖民地话语暴力的坚硬的隐喻。
性情自闭的鲁迅、坐在信念秋千上的鲁迅、于轻信和多疑之间大幅摆动的鲁迅，就此陷入了上海的圈套。他亲手为自己套上了殖民地的话语绞索。这绞索缓钝地勒杀着江南文学奇才，把他扭曲成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话语刀客，独自开辟着"仇恨政治学"的险恶道路。◎“毛语”和“鲁语”胜利会师仇恨政治学在话语和建筑的摇篮中脱颖而出。其中鲁迅无疑是它的主要缔造者。此外，还有大批作家、文人和左右两翼的政客，均卷入了这场浩大的运动。在寒冷的北方窑洞，**无比喜悦地注视着这一上海石库门的话语革命。正在全力构筑"毛语"的延安领袖，以非凡的热情，欢呼着与"鲁语"的胜利会师，因为后者提供的仇恨与暴力，正是**推行民族主义革命的精神纲领。
是的，在**与鲁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乡村知识份子，出生于破产的乡绅家族、在乡下有一个怨妇式的妻子，热爱文学和天才横溢，热衷于建立话语权力体系、对都市（殖民地）充满乡怨与恐惧，他们也都抱着大革命情结，流露出对红色暴力的无限热爱，如此等等。
但他们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一生都在进行实验，以完成对一个理想的道德中国的建构，充满农民式的乐观信念，并对世界保持着浓烈的爱意；而鲁迅自从抵达上海以后，便日益陷入恐惧、仇恨和绝望之中。他和殖民地都市迷津产生了严重失调，而他又无法改变这个格局。鲁迅在石库门里迷失，完全丧失基本的道德辨认的能力。他性格中的黑暗面开始强烈浮现，并且支配了他的灵魂。
他的骂人絮语从反面揭发了这个可悲的事实。他灵魂中的全部恐惧和怨恨，只有在口水暴力中才能得到短暂的平息。他杀机日炽，心力交瘁。晚年的鲁迅犹如陷入受虐妄想症的精神病人，充满恐惧和仇恨，靠话语海洛英苟延残喘。他死时仅五十六岁，体重只有七十六斤，象一具被仇敌彻底抽空的躯壳。但他的仇恨意志却象磐石一样坚硬。在置弃了爱和文学性（小说、散文和一切叙事性或抒情性的）写作之后，借助临终遗言和死亡絮语，他发出了二十世纪最冷酷而又动人的战斗呐喊，并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引发了巨大的回响。
但耐人寻味的是，鲁迅面对的并非全然是他个人的受迫害幻象。他曾写信给初涉上海滩的两萧，称"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萧军事后审慎地回忆道，"当我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期以后，我才知道了自己所知道的上海政治情况，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已，事实上的险恶与复杂，是在想象以外的。"这段陈述不仅是在描述国民党特务的凶险，而是还要暗示那些左翼阵线内部的对手。后者才是鲁迅最恐惧的势力。
在鲁迅死后，他的左翼敌人以哀悼的方式出席了他的葬礼。上万人尾随在鲁迅尸体后面，去埋葬殖民地都市最强大的敌人，其中许多出席者无疑就是与鲁迅为仇的人，这景象构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骗局，似乎鲁迅已经获得了最广泛的敬意，所有的仇恨皆随风而逝。鲁迅党人们（如抬棺的胡风和萧军等）长吁一声，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却终究不能逃脱殖民地对手的复仇式追杀。鲁迅的敌人，才是仇恨政治学更为忠实的弟子。在**执政时代，鲁迅党人遭到了**、陆定一和周扬等人的严厉整肃或"报复"，最终不是死于非命，就是深陷牢狱。鲁迅本人若未抢先弃世，无疑将面临完全相同的下场。南方殖民地的历史恩怨，终于在北方京城里得到了严厉清算。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鲁迅亲手创建的仇恨政治学，结束了鲁迅党人的文化生涯。同时，毛和鲁的仇恨政治学同盟，却成为极权主义与红卫兵话语的共同摇篮。
毫无疑问，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普遍的鲁迅崇拜思潮，实际上就是对仇恨话语以及暴力话语的崇拜，它的残酷性被掩藏在文学和社会正义呼声的后面。而耐人寻味的是，正是知识分子本身而非官方机构，才是流连于鲁迅神殿的最虔诚的香客。不仅如此，在经历过残酷的政治迫害之后，甚至在彻底放弃了对**的个人崇拜之后，他们也依然保持对鲁迅的刻骨铭心的忠诚，全力捍卫这一二十世纪最坚硬的道德偶像。只有一个理由可以对此作出解释，那就是这个民族对于仇恨和暴力的永无止境的热爱。另一方面，在"正义"的召唤下，只要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公正和**的涌流，鲁迅的殖民地遗言就会继续成为鼓舞知识分子憎恨和挑战现实的楷模。
｛朱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