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中杰 (04/12/2000)

    过去有句非常偏激的话，说是：“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对于文人，简直有一网打尽之势。但仔细思量，觉得这句话的产生和流传，倒也并非无因。

    盖在历史上，没有骨气，没有人品的文人的确不少，人们见得多了，便说出这句愤激之言。

    比如，西晋的大文学家潘岳，写过一篇很高雅的《闲居赋》，但实际上，却是个谄媚的小人，马屁拍得非常出格，甚至会在路边拜倒在权贵贾谧的车尘之下。难怪元好问要写诗讽刺他：“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而元好问自己呢，却又因事涉为叛将崔立立碑颂德问题，大节颇有争议。

    但我们在考察古代文人的品格时，还不能专门注意于个人因素，同时亦要顾及他们的生存条件。这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在古代封建社会里，文人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无论是文人或武人，都不过是帝王的家奴而已。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帝王服务。讨好帝王及其权臣，是势所必然之事。有时，所谓忠直之臣，犯颜诤谏，也只不过是为了主子好，恨只恨其不争气而已。其情状有如贾府上的焦大。

    鲁迅将这些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忙文人，一类是帮闲文人。所谓帮忙文人，是给主子出谋划策、起草文件的，位居重臣；而帮闲文人，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而帮闲文人之羡慕帮忙文人，也是自古已然。司马相如就不满于帮闲的地位，时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躲在家里暗暗地作封禅文，以示自己有帮忙的本领。屈原，是敢于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的，但在鲁迅看来，“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小百姓们早就不满意于文人的此种所为，所以对那些落拓不羁者情有独钟。戏曲《太白醉写》中突出地渲染李白要杨贵妃捧砚，要高力士脱靴，大概就是这种逆反心理的表现。

    但到了近代，情况有些变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们的生活来源较前有所不同。他们不必再靠王公贵族的供养，而可以通过卖稿、卖画或剧场演出，从读者和观众中获取生活经费。鲁迅在论及梅兰芳时，说他不是皇家的供奉，而是俗人的宠儿，这就道出了演员们社会地位的变化。但是，如果文人的习性不改，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照样会出现新的帮忙和帮闲。他们可以从依附皇室豪门改为依附富商巨贾。明清时代，扬州盐商门下的清客，就是帮闲的新品种，他们照样为主人做着消闲解闷的事，无非是改换一下门庭而已。倘以此种习性来对待读者大众，用鲁迅的话说，也可以变成大众的帮闲。

    中国文人，古代称之谓“士”，现代则称“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不同于古代的士，不仅是称谓的变化，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大有区别。马克思在论述现代工人阶级的形成时，指出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一是有劳动力可以出卖；二是摆脱了对于土地的依附，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工人阶级所不同的只是劳动力的性质的差别，即前者是从事脑力劳动，后者是从事体力劳动，而其形成条件则是相同的。

    我国从明代中晚期开始，文人们不断地张扬个性，鼓吹性灵，大抵也就是要摆脱从属地位，追求独立性的表现。但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正式形成，是在五四时期，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则是鲁迅。

    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以改造社会和国家为己任，敢于对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鲁迅是一位文学家，但他的志趣并不在文学本身，而是想利用文学的力量来改造社会，来改造国民性。所以，他无论是写小说或者是写杂文，都着重在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对社会一进行批评，社会就会反过来对他进行压迫。是屈服，还是进行斗争？这就看出一个人的品格来了。鲁迅正是在激烈的社会斗争中，表现出他的硬骨头精神来的。

    鲁迅一向认为，一个国家若要生存世间，角逐列国，首先要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他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