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深长，它是一个暗示：革命一起，城里的老爷们便要到乡下的赵太爷们那里去找依靠，这就说明了，大大小小的未庄正构成了中国各级**的统治基础，倘若赵太爷们在未庄的权威依然如旧，那城里形形色色的举人老爷也就不会真正被推翻。

    未庄的情形究竟怎样呢？当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时，赵太爷们着实惊慌过一阵子。当阿Ｑ大声叫嚷“造反了！造反了！”的时候，赵太爷竟怯怯地迎着低声叫他“老Ｑ”，赵白眼们也惴惴地想去探他的口风，就仿佛真的乾坤倒转，转到阿Ｑ来执掌生杀大权了一样。但是，这实际上却是一种错觉，就像阿Ｑ当天晚上在土谷词里所做的那个美妙的梦一样，都不过是一种幻觉。真实的情况是，赵秀才和假洋鬼子迅速地勾结起来，一面到尼姑庵里去砸龙牌，顺便发一笔革命财，偷去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一面又由假洋鬼子进城去，花四块洋钱买来一个自由党的徽章，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了。而那昨天还在洋洋自得的阿Ｑ反倒遭到假洋鬼子的斥骂，不准革命，依旧像从前一样被赵太爷们踩在脚底下。

    既然未庄是这样，城里也就可想而知。从小说的第八章开始，作者就写到城里传来的消息，说是知县大老爷，举人老爷和老把总全部换了名目，维持原状，依然是他们在执掌政权。而到第九章里，更写到阿Ｑ被抓进城去，当作强盗枪毙了。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严酷的真实，除了剪辫子以外，其他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受苦人甚至更加受苦，阿Ｑ的杀头自然是一例，而那与阿Ｑ同牢房的农民的诉说（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就更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说明了在辛亥革命之后，**势力是如何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

    这是鲁迅的又一个成功之处。他把未庄写成了全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阿Ｑ的遭遇更成为了无数贫苦农民苦难命运的象征。辛亥革命似乎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但这希望很快就归于破灭，随着举人老爷的重新上台，阿Q们的苦难反而愈益加重。这并不是鲁迅看问题过于阴暗，而是因为在未庄，没有人能对赵太爷构成真正的威胁。在这方面，作者对阿Ｑ式的革命的刻画是极为深刻的，当农民尚处在种种精神愚昧的重压下面的时候，突如其来的革命是不可能很快地改变他们，并进而从他们那里获取真正有力的支持的。鲁迅在写完《阿Ｑ正传》之后说过，今后倘有革命，就还会有阿Ｑ式的革命党。而他在《阿Ｑ正传》里已经写得很清楚，只要广大农村还是只有阿Ｑ式的革命党，那任何革命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阿Ｑ支撑着赵大爷的**，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如此，当革命爆发之后依然是如此。在《阿Ｑ正传》中，对阿Ｑ的精神病态的刻画是和对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的揭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对前一方面的刻画非常深刻，对后一方面的揭示才那样令人信服。

    作家打算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将要采取怎样的表达方式。既然鲁迅是想在阿Ｑ身上画出整个民族的精神病态，他实际上就是把阿Ｑ当作了一个象征。因此，象征的形式就势必会成为贯穿整部《阿Ｑ正传》的一个基本的因素。事实上，不但阿Ｑ这个人物是象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像假洋鬼子、赵太爷，尤其是那个小Ｄ，以及小说结尾那些叹惜自已“白跟一趟”的看客，都带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就是未庄本身，不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极其真实的缩影吗？

    既然鲁迅要借用一个人物来表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病态，就势必得运用夸张的手法，不但在他身上植入许多远非他个性所能包容的精神重负，更要最大限度地凸现他身上的那种具有极大概括性的心理特点。这在小说对阿Ｑ那种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的刻画当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儿子打老子”，还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这样的行为，倘若孤立地看，似乎都不太真实，显然是经过了作者夸张的处理的。倘说它们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病态，那是指在概括和象征的意义上，而不是就这细节本身来说的。再譬如假洋鬼子这个人物，他的言行也明显是用了漫画化的笔法描绘出来的，因为鲁迅也同时是把他当作一个象征，要用他来暴露当时的许多投机的革命党。可以说，象征意味越是浓厚的人物和情节，小说在描写的时候，就越是频繁地使用夸张的手法，阿Ｑ和假洋鬼子是这样，小Ｄ和阿Ｑ的那一场“龙虎斗”也是如此。在以前和此后的许多作品中，鲁迅都是用写实的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可在《阿Ｑ正传》中，他却大量使用了这种大幅度的夸张的手法，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把阿Ｑ和未庄当作愚昧的中国人和封建农村的象征来描写的。

    一九八四年五月上海（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