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24、给严亭亭Ⅱ(1/2)

    亭亭:你好!

    早就说把春节写的这封信写完寄给你,可拖来拖去一直到今天。

    那天电话里,X兄简单谈到了对信仰(或神性)的理解。他似乎仍很看重神迹(绩),强调:唯对那功法祈信专一方可获其效力。电话仓促,不及多说。其实我也并不否认神秘事物的确有,只是不以为那是信仰的要点。我想,他所以如此看重神迹,最可能的原因是,他对“神”的理解或认信多在治病的角度——始于治病的期待,终于治病的落实;这便容易使信仰囿于实际。其实,仅从治病角度看——无论是医身(生理)还是医心(心理),他的那些理解其实我也都同意。比如他说:打坐、练功,是心与身的对话;心对身的引领作用很久以来就被现代医学所忽视,而其根治病患的效力,远非西医的局部施治可比。——这类见解我真的都很赞成。不久前读到一篇报道,说是科学家们已经根据量子力学原理,证明了意念移物是可能的。是呀,意念也具能量,何以不可做功于实际?但问题在于:科学不能等同于信仰,功法就能吗?尤其,种种功法明显是指向“身”的,唯着眼于生理的强健与心理的安康。这当然没什么不好。不仅没什么不好,而且我们每个人在劝慰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心理时,有意无意都接近运用着这类方法。但要说这便是信仰,便是神在的证明,我就怀疑。神的关怀仅在于身吗?神的作为,仅在于生理强健与心理安康吗?现代医学更是治愈了多少身疾呀,科学更是创造了多少奇迹,难道能以此证明神在?信仰或神性,不是更要指向人的精神和灵魂吗?

    但“精神和灵魂”会不会是两个空洞的词?会不会是“心”的同意反复?“精神和灵魂”如果不是“心”(或者还有智,汉语中“心智”二字经常连用),那又是什么?“精神和灵魂”的关怀,若不落实在“心”的安康或明智,又将脚踏何处?我无能考据这几个词的源头差异,我只能据其流用来界定它们的不同:“身”的需要是强健,正如“心”的归宿在安康与明智,而“精神”——却因其不拘一身一心的关怀与落实,和立于有限而向无限的探问,所以注定是无法怡然自在的。唯不期逃避地面对人之“命定的残缺”(刘小枫称为“人的在体性欠然”),“精神”方才诞生。当人面对从理论上说都无从解除的生命困境或谜团时,神才出面,神的存在才可证明。看家护院的是警卫,救死扶伤的(不管所用何法)是医生,减灾灭祸的有保险公司,明确可行的事理属于科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能力当算做准科学或潜科学,唯在人智、人力无望解除的困苦(残缺、欠然、原罪)面前才有信仰的生成。这信仰于是不能在强健、安康和明智面前止步。危困中的精神所以才要倚仗爱愿。牵牵连连或生生不息的灵魂所以一向都在祈祷爱。

    但是“爱”,是否又一个空洞的词呢?设若人人都能——如各类偶像所许诺的那样——身体强健、心理安康,怡然自乐,岂不就是爱愿的实现吗?但这差不多是废话,这话等于说:如若灭尽人间苦难,岂不就实现了爱愿?但是但是!清醒的人(有理性的人)都知道,这不可能。正因这“不可能”所以才有信仰的诞生。这“不可能”甚至不是由于社会的不够公正,或法律的不够健全,而是因为人智、人力、人性的生就“残缺”或“欠然”。但凡存在(不论天堂、地狱、人间),则必是两极对立——有限与无限。人以其有限处于无限之中,即是说:人无论走去何处、思向何方,都必陷入迷茫。而这才是神迹(绩)的根本,是神的创造而非人的臆想,是神为人设下的一条无从逃避的恒途——人唯对此说“是”,对人之一厢情愿的臆想说“不”,才可能理解“爱上帝”、“爱人生”,以及人间的互爱。这本无意义的恒途,唯爱可以拯救,可使其精彩、升华,以别于它类物种终生莫名的存活。

    但是,爱,为什么就一定是好的(善)?怎样证明这一点?在人诸多的愿望中,凭什么单单认为爱是上帝的要求?换句话:人是怎样听见上帝的爱的命令的?或者:人为什么越来越难于听见那命令了?就因为人离开生命的起点——或最初的眺望、写作的零度——越来越远了。(就好像戏剧,道具愈益丰富多彩,灯光愈益五光十色,角色却更易迷失其中,更易淡忘戏剧原本的意义——目前国内的戏剧、影视就正是这样,导演们纷纷宣称:只要好看!)而只要你回到生命的起点——回到有限面对无限的清醒位置,回到枯寂渴望着精彩、孤独渴望着团聚的时候,你就会重新发现:那渴望压根儿就是爱愿。或者说:唯有爱,可能救你于寂寞与孤独,可以筑起精彩恒途与团聚的归路;相反,恨唯加重那原初的危困。所以神命虽非人说,却又可由人传。数千年的文化缠缠绕绕,立言者越多歧途越多,任何主义都可能是一眼陷阱。我非常钦佩刘小枫所做的工作,我想他是要把那些缠缠绕绕的嘈杂理清,理回到人可以听清上帝声音的地方;唯不知能否做到。

    但是,好吧,就算爱的命令可以听清,终于又能怎样呢?——中国人喜欢这样问,隐含的意思是:终于是死呢,还是真能上天堂?若到底还是一个死,就不如先享些此世福乐;若真有天堂可上,倒还值得投些“良善”之资,以期来世去享那利滚了利的福。这类贿赂性的心理姑且不说,单说中国人似乎更关心人的“中断性”或“结束性”处位;就像通常的神话故事,非给出一个圆满的结尾不可,否则就冒犯了实用传统。但信仰的故事既是在无限中诞生,便注定没有结尾,而是永远的过程,或道路——我怎么想都觉得这其实才更美妙,是神之无与伦比的创意,是人最要感恩的神迹(绩)。

    对苦难说“是”的,才可能铸成爱愿;对福乐说“是”的,就怕要潜移默化地造就贪图。对苦难说“是”的,不会以实际的效用来作信仰的引诱,而期待福乐的信仰常被现实效用所迷惑。两种信仰之不同的期求,大约就是“精神”与“心”之不同的源头。这点上我觉得X兄没想明白。我常纳闷儿:他一生致力于改造中国,为什么不在这根节上看看究竟?我所以后来常想这类问题,实在是出于一个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