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意味着性关系的结束或变质。可见，于人而言，性从来不仅仅是性，那是上帝给人的一种语言，一种极端的表达方式。所以诗人L终有一天会明白，这方式是不能滥用的，滥用的语言将无以言说。是呵，一切存在都依靠言说。这让我想起大物理学家玻尔的话：物理学不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我们能够谈论什么。

    《务》最劳累读者的地方，大约就是您所说的“过于分散的物象”。人物都以字母标出，且人物或事件常常相互重叠、混淆，以至读者总要为“到底谁是谁”而费神。我试着解释一下我的意图。

    首先──但不是首要的：姓名总难免有一种固定的意义或意向，给读者以成见。我很不喜欢所谓的人物性格，那总难免类型化，使内心的丰富受到限制。

    其次──但这是最重要的：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不试图塑造完整的人物，倘若这小说中真有一个完整的人物，那只能是我，其他角色都可以看做是我的思绪的一部分。这就是第一章里那个悖论所指明的，“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就连“我”这个角色也只是我全部印象的一部分，自然，诸如C、Z、L、F、O、N、WR……就都是我之生命印象的一部分，他们的相互交织、重叠、混淆，才是我的全部，才是我的心魂之所在，才使此一心魂的存在成为可能。此一心魂，倘不经由诸多他者，便永远只是“空穴来风”。唯当我与他者发生关系——对他们的理解、诉说、揣测、希望、梦想……我的心路才由之形成。我经由他们，正如我经由城市、村庄、旷野、山河，物是我的生理的岁月，人是我心魂的年轮。就像此刻，我的心路正是经由向您的这一番解释而存在的。

    如果这种解释（在小说里是叙述，在生活中是漫想，或“意识流”）又勾连起另外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就会在我心里相互衔接（比如A爱上了B，或相反，A恨着B）。但这样的衔接并不见得就是那些人的实际情况（比如A和B实际从不相识），只是在我心里发生着，只不过是我的确凿的思绪。所以我说我不能塑造他人，而是他们塑造着我。——这简直可以套用玻尔的那句名言了：文学不告诉我们他人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关于他人我们能够谈论什么。而这谈论本身是什么呢？恰是我的思绪、我的心魂，我由此而真确的存在。那“空空的来风”，在诸多他人之间漫游、串联、采撷、酿制、理解乃至误解……像一个谣言的生成那样，构成变动不居的：我。说得过分一点，即：他人在我之中，我是诸多关系的一个交叉点，命运之网的一个结。《务》中的说法是：

    “我”能离开别人而还是“我”吗？“我”可以离开这土地、天空、日月星辰而还是“我”吗？“我”可能离开远古的消息和未来的呼唤而依然是“我”吗？“我”怎么可能离开造就“我”的一切而孤独的是“我”呢……

    ——《务》228节

    如果这类衔接发生错位——这是非常可能的，比如把A的事迹连接到B的身上去了，甚至明知不是这样，但觉得唯其如此才可以填补我的某种情感或思想空白，于是在我心魂的真实里，一些人物（包括我与他人）之间便出现了重叠或混淆。这重叠或混淆，我以为是不应该忽略的，不应该以人物或故事线索的清晰为由来删除的，因为它是有意义的——这也就是小说之虚构的价值吧，它创造了另一种真实。比如若问：它何以是这样的混淆而非那样的混淆？回答是：我的思绪使然。于是这混淆画出了“我”的内心世界，“我”的某种愿望，甚至是隐秘。

    （我有时想，一旦轻视了空间事物，而去重视心魂状态，很可能就像物理学从宏观转向微观一样，所有的确定都赖于观察了。这时，人就像原子，会呈现出“波粒二重性”，到底是波还是粒子唯取决于观察，而一个人，他到底是这样还是那样，唯取决于我的印象。孤立地看他，很像是粒子，但若感悟到他与人群之间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关联，他就更像似波了吧。──这有点离题了。）

    说到隐秘，什么隐秘呢？比如说，A的恶行我也可能会有（善行也一样），只不过因为某种机缘，A的恶行成为了现实，而我的这种潜在的可能性未经暴露——这通过我对A的理解而得印证。我相信，凡我们真正理解了的行为，都是我们也可能发生的行为，否则我们是怎么理解的呢？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如此这般，于是顺理成章地铸成了恶行的呢？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我们就会想不通，我们就会说“那真是我不能理解的”。人性恶，并不只是一些显形罪者的专利。（比如，某甲在“文革”中并未打人，但他是否就可以夸耀自己的清白？是不是说，未曾施暴的人就一定不会施暴呢？叛徒的逻辑亦如是，你不是叛徒，但你想过没有，你若处在他的位置上会怎样呢？如果我们都害怕自己就是葵花林里的那个叛徒，那就说明我们都清楚她进退维谷的可怕处境，就说明我们都可能是她。）不光在这类极端的例子中有这样的逻辑，在任何其他的思与行中都是如此。我可能是Z、L、O、N、WR……因此我这样地写了他们，这等于是写了我自己的种种可能性。我的心魂，我的**，要比我的实际行为大得多，那大出的部分存在于我的可能性中，并在他人的现实性中看到了它的开放——不管是恶之花，还是善之花。尽管这种种可能性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但难道我们不是矛盾的么？我们的内心、**、行为不是常常地矛盾着么？善恶俱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才是此一心魂的真确。当然，他们做过的很多事并非就是我的实际经历，但那是我的心魂经历。如果我这样设想，这样理解、希望、梦想了……并由之与柳青、梅娘一起而感受到了美好与丑陋、快乐与恐惧、幸福与痛苦、爱恋或怨恨、有限与无限……为什么这不可以叫做我的经历？皮肉的老茧，比心魂的年轮更称得上是经历吗？（所以，顺便说一句：当有人说《务》中的角色可能是现实中的谁的时候，我想那可真是离题太远。）

    我想，某种小说的规矩是可以放弃的，在试图看一看心魂真实的时候，那尤其是值得放弃的。就是说，对《务》中的角色，不必一定要弄清楚谁是谁（更不要说《务》外的人物了）。事实上，除非档案与病历，又何必非弄清楚谁是谁不可呢？又怎么能弄清楚谁是谁呢？然而档案只记录行为，病历只记录生理，二者均距心魂遥远，那未必是文学要做的事。还是玻尔那句话的翻版：我无法告诉你我是谁，我只能告诉你，关于我，我能够怎样想。

    如果有人说《务》不是小说，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对。如果有人说它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也不是诗，也不是报告文学，我觉得也还是没什么不对。因为实在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才勉强叫它做小说。大约还因为，玻尔先生的那句话还可以作另一种引申：我不关心小说是什么，我只关心小说可以怎样说。况且，倘其不是小说，也不是其他任何有名有姓的东西，它就不可以也出生一回试试吗？——这是我对所谓“小说”的看法，并不特指《务》。这封信已经写得有点像争辩了，或者为着什么实际的东西而争辩了。那就再说一句：写这部长篇时的心情更像是为了还一个心愿，其初始点是极私人化的，虽然也并非纯粹到不计功利，但能出版也已经足够了。至于它能抓住多少读者，那完全是它自己的事了。您的出版事业刚刚开始，不必太为它操心，不能赚钱的事先不要做，否则反倒什么也干不成。“务虚”与“务实”本当是两种逻辑，各司其职，天经地义。

    我近来身体稍差，医生要我全面休息，所以就连这封信也是断断续续写了好些天。立哲想请我去美国逛一趟，如果身体无大问题，可望6月成行。到时瑞虎将做我们的导游兼司机，这真让人想起来就高兴。只盼美梦成真吧——这一回不要止于务虚才好。那时您若有空，可否也来一聚呢？

    即颂

    大安！

    史铁生

    1997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