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他是三春和暖的南风，惊醒树枝上的新芽，增添处女颊上的红晕。他是普照的阳光。他是一派浩瀚的大水，来从不可追寻的渊源，在大地的怀抱中终古的流着，不息的流着，我们只是两岸的居民，凭借这慈恩的天赋，灌溉我们的田稻，苏解我们的消渴，洗净我们的污垢。他是喜马拉雅积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纯洁，一般的壮丽，一般的高傲，只有无限的青天枕藉他银白的头颅。
①惠德曼，通译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著有《草叶集》等。
②摩西，《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的领袖。
③密仡郎其罗，浪译米盖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画家。
④葛德，通译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
⑤奥林必克，通译奥林匹斯，希腊东北部的一座高山，古代希腊人视为神山，希腊神话中的诸神都住在山顶。
人格是一个不可错误的实在，荒歉是一件大事，但我们是饿惯了的，只认鸠形与鹄面是人生本来的面目，永远忘却了真健康的颜色与彩泽。标准的低降是一种可耻的堕落：我们只是踞坐在井底青蛙，但我们更没有怀疑的余地。我们也许揣详东方的初白，却不能非议中天的太阳。我们也许见惯了阴霾的天时，不耐这热烈的光焰，消散天空的云雾，暴露地面的荒芜，但同时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岂不也感觉一个新鲜的影响，催促我们生命的跳动，唤醒潜在的想望，仿佛是武士望见了前峰烽烟的信号，更不踌躇的奋勇前向？只有接近了这样超轶的纯粹的丈夫，这样不可错误的实在，我们方始相形的自愧我们的口不够阔大，我们的嗓音不够响亮，我们的呼吸不够深长，我们的信仰不够坚定，我们的理想不够莹澈，我们的自由不够磅礴，我们的语言不够明白，我们的情感不够热烈，我们的努力不够勇猛，我们的资本不够充实……
我自信我不是恣滥不切事理的崇拜，我如其曾经应用浓烈的文字，这是因为我不能自制我浓烈的感想。但是我最急切要声明的是，我们的诗人，虽则常常招受神秘的徽号，在事实上却是最清明，最有趣，最诙谐，最不神秘的生灵。他是最通达人情，最近人情的。我盼望有机会追写他日常的生活与谈话。如其我是犯嫌疑的，如其我也是性近神秘的（有好多朋友这么说），你们还有适之①先生的见证，他也说他是最可爱最可亲的个人：我们可以相信适之先生绝对没有“性近神秘”的嫌疑！所以无论他怎样的伟大与深厚，我们的诗人还只是有骨有血的人，不是野人，也不是天神。唯其是人，尤其是最富情感的人，所以他到处要求人道的温暖与安慰，他尤其要我们中国青年的同情与情爱。他已经为我们尽了责任，我们不应，更不忍辜负他的期望。同学们！爱你的爱，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
十二日在真光讲
①适之，即胡适（1891—1962），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
本文是徐志摩在一九二四年五月泰戈尔即将离华前所作的一次关于泰戈尔的讲演。既是讲演，就要求词锋犀利直捷，语言酣畅淋漓。而这篇《泰戈尔》，恰恰是感情充沛、陈词恳切，华丽而不流于堆砌，有所指斥又不失其优雅，是一则极为成功的讲演，恐怕也正是直出于徐志摩那种热情洋溢、言为心声的浪漫派诗人的真性情。
泰戈尔是一位深为我们熟悉、喜爱的印度诗人，他的作品在中国流传极广、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泰戈尔极其重要的功绩——正是他的影响使得繁星春水般的“小诗”茁生在中国新诗在早期白话诗之后难以为继的荒野上。“小诗”的代表诗人冰心就自承是受泰戈尔诗歌的启发而开始写作的。郑振锋在其译《飞鸟集》初版序中说：“小诗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的”，郭沫若也表示无论是创作还是思想都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参见《沫若文集》之《序我的诗》、《太戈尔来华之我见》等篇）。泰戈尔出身孟加拉贵族，受到印式和英式双重教育，他参加领导了印度的文艺复兴运动，深入研究了解印度自己的优秀文化，然后用孟加拉文字写出素朴美丽的诗文，曾获一九一三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孟加拉的雪莱”。
泰戈尔来华访问，受到了当时中国文学界的热烈欢迎。但事情总是多方面的。奏戈尔爱其祖国，反对西方殖民文化，故而热心提倡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其本意是积极的，但惜乎与当时中国破旧求新的时代气候不甚相符，而且当时确实有些守旧派试图利用泰戈尔为自己造声势，因此知识界对泰访华确有否定意见；另外，泰戈尔早年曾参加反殖民的政治运动，后因不满于群众的盲目行为而退出，这种作派也与当时中国运动热情高涨的激进知识分子相左。在这种情况下，徐志摩的讲演当然不是无的放矢。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对泰戈尔的某种激烈态度恐怕还是误解的成分居多，而徐的讲演作为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的理解和辩护，亦愈来愈显出其识见的可贵之处。
徐志摩在讲演一开始就采取了以情动人的策略。首先是告诉听众“泰戈尔先生快走了”。以“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的了，也许他永远不能再到中国”之语抓住听众的情感之后，开始铺陈老人来华之艰难程度及其不易的决心：年高体迈，远行不啻是一种冒险，亲友的善意劝阻，似乎缺乏必然的精神动力——正因如此，老人的到来恰见出其对中国的美好感情。而到中国后，奔波讲演使老人疲乏劳顿到只能借助药品来维持其精力。
当此听众的同情心已自然萌生之时，话头突然一转：“但他还不仅是身体的惫劳，他更感觉心境的不舒畅。”志摩指出：“这是很不幸的！”接着说明泰戈尔来华的目的是“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和“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在说明老诗人的爱心是完全的托付与了青年之后指出青年更不当以偏见和诬毁来排斥一位慈祥的老人的善意。
下来又是一折：“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他躯体的倦劳”。虽则老人相信中国的青年不会沾染疑忌卑琐的污点，但他还是决定暂时脱离公众去静养。徐志摩的有所斥刺的话语犹如针在绵中一样锋芒内敛：
“我们关切他的一定可以原谅，就是有一小部分不愿意他来作客的诸君也可以自喜战略的成功。他是病了，他在北京不再开口了，他快走了，他从此不再来了。但是同学们，我们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负心？他有什么不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吗？为什么听不见你的声音？”
句子短促有力，语调铿锵，可以想象，一连五个问号的效果无疑是满场寂静，厅内回荡的是讲演者的激愤。
徐志摩抓住这个时机把讲演的感情推向了**。在紧接着的篇幅相当长而又一气贯注的一段中，志摩用了一连串的问句，感叹句和排比句来反驳关于老诗人“顽固”、“守旧”的不实之词，指出老人一生都在与暴力主义、帝国主义和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作斗争，并热情地赞扬老人伟大的人格，比之为摩西、苏格拉底等历史上的伟人，比之为救主和大神宙斯，又比之为自然界的和风、新芽、阳光、瀚水和喜马拉雅的雪峰——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形象地说明老人人格的高洁和壮丽。
然后志摩告诫不要因为自己的卑琐而怀疑他人的伟大。接着又是一转：也许你们会因为我徐志摩是个诗人来讲这话而有所疑忌，那么胡适是一个沉厚稳重的人选来说明老人的伟大与深厚，既伟大深厚、又是最富感情的人，“所以他到处要求人道的温暖与安慰，他尤其要我们中国青年的同情与爱”！
整篇讲演峰回路转、一波三折，又直截了当、一气呵成。缜密的结构、精妙的语言，再加上讲演者的气质风度，当年诗人徐志摩在真光剧场热情洋溢、顾盼神飞的姿态宛然在目。
（龙清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