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口述
◇母亲自幼即聪慧且有主见
母亲原名林徽音，後改名林徽因，其间有一段故事。三十年代，北京有一位女作家，名叫林微音，是写「花边文学」的。与母亲的名字仅有一字之差，且「徽」与「微」极相似，常被外界弄错，母亲不高兴，就改名林徽因。
母亲的童年不太快乐，所以不常谈小时候的事。她生於官宦之家，外祖父林长民曾任司法总长，但外祖母是旧式妇女，不识字，又是殷商的女儿，也不會女红和家事，所以得不到外祖父的欢心。但是母亲偏偏生得美丽、活泼、聪慧，深受外祖父及全家的锺爱。尽管如此，却并不能改变外祖母在家庭中的地位，後来外祖母就住进跨院，外祖父再娶，生了好几位子女。
母亲极爱外祖父，但恨他对外祖母无情；母亲也极爱外祖母，但恨她不争气。那个半封建家庭的人际关系，使她的心灵爱到伤害。可能由於这些事，使母亲长大後很少表现三从四德的温顺，而不断追求人格上的独立与自由。 母亲在上海和北京时，都在教會女子学校读书，跟外国教员学會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对她後来吸取新知、到国外读书和游历，以及结交外国朋友、扩大生活圈子，都很有帮助。
◇与徐志摩在伦敦初遇
我父亲是一位建筑学家。世人多以为我母亲後来也进入建筑领域，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其实是不对的。母亲读中学时，到一位同学家玩，同学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师，正在画图，当时中国没有这个行当，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看到建筑绘图。画一个图样，为人盖房子，这事使母亲著迷。她後来说，把艺术创造和人们的生活需要结合起来，这就是她想做的事。若干年後，她和父亲一同出国学习建筑，不是没有原因的。
外祖父林长民和祖父梁启超两家是通家之好，母亲很早就认识了梁家的长子、後来成为我父亲的梁思成，那时他刚入清华大学就读，在亲友的眼里，不仅两个年轻人很匹配，而两个家庭，一是司法总长，一是财政总长，更是门当户对。不过两人年纪都轻，两家没有很认真的谈过。
一九二一年，外祖父在北洋政府受到排挤，被迫「出国考察」，就带著母亲去伦敦。碰到在剑桥读书的徐志摩，徐对母亲一往情深，为她写了很多诗，又从伦敦追回北京。这件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事件」，直到现在，还受到大家的谈论。 当时也在伦敦的一位留学生张奚若，是徐志摩的朋友，後来也成为母亲的朋友。他回忆说，徐志摩常邀他去「和林长民先生聊天」。到了林家，稍事周旋後，徐志摩就不见了，剩下他一个人对付林长民。起先他颇为不解，後来听到内间谈笑之声，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徐志摩拿他当幌子，让他缠住林老先生，而徐自己去找林大小姐去了。
◇两人是性灵上的友情 而非俗世爱情
那麼我母亲对徐志摩究竟是个什麼态度呢？母亲是一个性格开朗、对自己诚实的人，她与徐志摩的情感问题，不仅我父亲深切了解，她也从不隐瞒我们姐弟。我可以这样说：她对徐志摩的友谊十分真挚，但绝不是男女之间可论婚嫁之情。
她在伦敦初见徐志摩，对徐确有好感，甚至可说仰慕他。但她只有十六岁，徐志摩大她八岁，且早与张幼仪结婚。基本上，徐志摩是外祖父林长民的小朋友，不是林徽音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友情，很难解读为爱情。
母亲曾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受传统教育长大的人，她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当年离婚是不得了的事，她怎麼能叫一个男人离婚再跟她结婚，她连这个念头都没有过。
母亲还说过，徐志摩爱的不是她，而是一位浪漫诗人想像中的林徽音。至於她自己，她要「对得起」人——她的父母、大夫、子女，甚至也要对得起徐志摩。
母亲对徐志摩的感情，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伦敦，对他有好感，仰慕。第二阶段是回到北京，两人再见面，母亲可能愈来愈欢喜他。那种欢喜，比一般友谊更深，但仍非外界所想像的爱情关系。这可从两份文件上看出来，一是徐志摩遇难，母亲写的追悼文；另一是为了向凌叔华借阅徐志摩康桥日记事，给胡适的一封信。这两份文件过去一直找不到，现在发现它们，足可证明母亲对徐志摩的真正感情——是性灵上的友情，而非俗世里的爱情。
要知道，在七十年前的中国，男女朋友间的感情，在有名望的人之间，可不像现在这麼简单，社會舆情压力极大。而母亲以如此坦直的态度写入悼文、告诉胡适，可见她心中没有阴影。如果她确有半点暧昧，她必定避而不谈，以免愈描愈黑。以母亲平常做人的态度，以我们对她的了解，她不是一个會对自己说谎的人。
这几十年来，很多人相信市井间流传的故事，认为林徽音对徐志摩态度模稜两可，害得徐单恋多年，最後还为了赶去听她演讲而摔了飞机，言下多少有点责怪林徽音「玩弄」了徐志摩的感情，这实在是一桩冤案，是不懂林徽音个性和为人的说法。大家只要看了上述两份文件，自會有公平的论断。尤其是给胡适的信，最具可信性。胡当时是北京文化圈公认的领袖，是徐志摩的好朋友，也是梁启超、林长民的朋友和弟子；小胡适十多岁的林徽音，以师友视胡适，一向尊重和信赖他，不會对他言不由衷。
◇父母以研究建筑 为终身职志
我父母的结合，感情非常深厚，因为他们关心同一个事业——对中国古建筑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