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是动物、植物、器物、神人、符图等。这些装饰图案有着浓重的民族色彩，至今，它的民族底色不仅没有全然褪去，而且愈磨愈亮，显示了一个古老的民族传统。然而，任何事物有变化才能有发展。景泰蓝的图样设计很少有变化，这也是它不能发展的原因之一。景泰蓝这种民族工艺，要体现多方面的艺术特色，才能走出困境。我们应该编一部中国的历代图案集，推陈出新，闯一条新的路子。让王逊写文，小常、小钱、小孙你们几个画图，很快就能搞出来。”

    林徽因兴奋起来，面颊泛出了红晕。梁思成走过来说：“你又激动了！”

    林徽因这才觉得已经很累了，疲倦地靠在枕头上。

    他们又多次到景泰蓝作坊调查研究，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一道工序一道工序跟着老工人干活，熟悉每一个工艺流程。

    在调查过程中，他们看到老师傅把一条细扁铜丝，蘸上白芨汁，圈成各种各样花纹，然后用焊药烧一下，固定在坯胎上，这就完成了“掐丝”的过程。然后，在花纹的空隙中添上各种彩釉，这是一种细活，要求做到不串色，浓淡有层次，填好彩釉后，把它放在通风处阴干，“点蓝”的工艺就完成了。“烧蓝”的火候最重要，釉料在烧结过程中有收缩现象，需填补釉料，再次烧结，反复四五次，才能烧成。烧结以后，铜丝与釉料已与胎骨熔合，然后施以错工，打平毛刺，再细研磨，这就叫“磨光”，一件绚丽的成品就此诞生，豪华的还要施以“镀金”，那就更漂亮了。

    林徽因发动大家为景泰蓝设计新的图案，要求每人画若干幅。林徽因已病得不能动笔，她的创作构想就由莫宗江来完成。

    景泰蓝厂的老师傅见林徽因病成这个样子，不忍心让她拖着病体一趟趟往厂里跑，他们就主动到林徽因家里切磋。这样，一批又一批新产品试制出来了。

    这年春天，常书鸿在故宫午门城楼上举办了敦煌艺术展。林徽因得到消息，马上组织大家去观摩。常书鸿1936年从法国回来，在国立北平艺专任教时，梁思成曾多次鼓励他去敦煌。1942年秋季，梁思成又问常书鸿愿不愿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1943年3月，常书鸿在敦煌建立了第一个敦煌研究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了终生敦煌研究的事业。这几年，梁思成给他帮了不少忙，曾为研究所的经费等问题多方奔走。

    常书鸿破釜沉舟，在敦煌一扎数年，这个展览是他发掘敦煌艺术的全部成果。

    林徽因由莫宗江搀扶，很艰难地登上了午门城楼。面对着精彩的敦煌壁画摹本，她被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她紧紧握住常书鸿的手说：“老常，感谢你给我带回了个敦煌。”

    常书鸿也激动地说：“还不全靠梁先生的鼓励和支持。”

    常书鸿的临摹壁画，把她带人一个久远的年代。她看了北魏时期的《狩猎图》，看了隋代的《供养人与牛车》，还看了唐代的《飞天》和反弹琵琶的《乐伎》等，这些不同时期的壁画，透过佛教的色彩，感受到了当时生动的社会生活。最吸引她的，还是反弹琵琶的飞天，那柔和飘逸如烟云舒卷，表现了生命的飞动。她对莫宗江说：“艺术家从眼中的自然，经过他独特的感情、思想、意念，审美胸襟溶裁运化过程，将自然的形、色、线条综合为视觉意象，赋予特定的精神内涵，才创造出了以空间幻觉为特征的造型艺术，这也是中国民间艺术最缺乏的东西。舍弃了飞动的生命，那些象征就只有图解的意义了。”

    回来以后，她同莫宗江设计了一套以敦煌飞天为题材的景泰蓝图案，马上交给工厂投人试制。烧制出来的产品，果然别开生面。

    当时，正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苏联文化代表团也在中国访问，这具有敦煌艺术风格的第一批产品，作为礼物送给客人，得到了极高的赞誉。

    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高兴地说：“这是代表新中国的礼品，真是美极了！”

    1953年第二届文代会召开，林徽因由于拯救景泰蓝艺术的成果，被邀请参加。

    开会那天，萧乾坐在会场后边的位子上，林徽因远远地向他招手，他走过去，坐在她的旁边，照往常一样悄声说：“林小姐，您也来了！”

    林徽因笑着：“还小姐哪，都成老太婆了！”

    在全国美术家协会的报告上，美协负责人江丰对清华美术小组和林徽因挽救景泰蓝艺术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几十年过去了，北京景泰蓝工艺在飞快地发展，由解放初期的几个品种，拓展到上百个品种，并显示了综合工艺的水平，已成为世界性的工艺产品。但没有人会想到，是那一双纤弱的手，为它涂了第一抹新生的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