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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当年我们看得起谁(1/2)

    新周刊·陈艳涛

    她曾经在她的作品里,写过形形色色生动的女人,而她本人的经历和故事,似乎比她小说里的人物更跌宕起伏,也更精彩。

    作家萧马之女,前夫是名作家李准的儿子——这些背景似乎注定了严歌苓将要走入文坛。

    1986年,她由陈荒煤推荐加入中国作协,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作家之一。她曾是舞蹈演员,受过多年芭蕾舞训练,至今仍然保有挺拔修长的体型。她曾经当过13年兵,并作为战地记者到前线报道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影响到日后,她成为反战主义者,美国攻打伊拉克时,她参加过反战游行和静坐。

    这一次回国,她是为了新作《第九个寡妇》的出版。此时,正赶上国内网络上的韩寒、白烨关于文学和文坛的韩白之争,这让她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代,上世纪80年代,那个意气风发、初入文坛的女孩。“青春是最傲慢的东西,想想我们过去,当时我们又看得起过谁?”那时的她,当兵、下牧场、上战场、六游西藏,她在她的青春时代活得肆意而热闹。比起同龄人,她精彩得多的经历和故事,也成为日后她写作的资料库。

    2005年,严歌苓曾在复旦大学作过一次演讲,题目叫《十年一觉美国梦》,本以为她要讲的是在美国所感受到的文化冲突所带来的刺激,但被她否定了,“我是讲一个梦的破碎,是幻灭,对美国的民主、政治,摆出来的姿态,像救世主一样帮助别人的姿态的幻灭。”

    她曾经称自己是“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之一员,而她的足迹,从中国,到美国,到欧洲,再到非洲,游牧一般的生存方式,似乎就决定了她风格、背景都跨度极大的文学作品风格。

    对于自己的文字,严歌苓有种固执的坚持。她的小说《扶桑》在美国出版时,她的文学代理人希望把小说改成第三人称,否则没办法找文学出版社。严歌苓的回答是:不能改,你就不要找出版社好了。一直坚持了3年,直到1997年她的小说在美国获奖,《扶桑》才得以出版。“这个人以为美国的商业市场对我有强大的作用,他错了,他不了解我这个人。我整个的乐趣都在文字里面,商业化根本改变不了我。”

    面对面

    《新周刊》:你在1986年就加入作家协会?算是作协里最年轻的作家了吧?

    严歌苓:嗯,差不多。大概我的第一篇长篇小说一出来,年底就加入作协了。

    《新周刊》:当时中国作协和文坛是什么样的状况?

    严歌苓:一言难以表述。那时参加作协似乎是件大事,当时有陈荒煤推荐,也算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但我知道中国大陆,现在的偶像变成另外一些人了。我知道前段时间有韩白之争。我认识白烨,但不是很熟。昨天在人民网接受采访,有个网友问我认不认识白烨,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讲。我说认识,然后赶紧把话题岔开,怕他们纠缠。80后的作家对文坛有点轻蔑,没什么啊,那就轻蔑好了,得允许他们有个态度啊。孩子嘛,这火气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比较优越的,青春是最傲慢的东西,想想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