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　名

    她打造出无数灵魂，集卑微与高尚于一身，尖刻而宽容地活着，沉重而慈悲地爱。她的职业与造物者相类似。她曾经通宵达旦地失眠，最长一次34天不能入睡。痊愈后她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牺牲了一个文学成功者的可能性，而成为一个健康和正常的妻子和女儿。”

    她当过13年士兵上过前线，她做过舞蹈演员至今身材仍然挺拔，她1989年赴美生活，现为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可是，她心里最深刻最鲜明的痕迹，仍是几十年前冬天里的一堆透明糖纸。这个痕迹决定了她从此之后必须写作，也决定了她的终生主题。

    她认同评论者如此说自己“你有的时候是向东方阐述一个西方，有的时候向西方阐述一个东方，有时候是向当代人阐述一个文革，你是一个阐述者。”

    她是严歌苓，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失眠症痊愈者。　　作家严歌苓：一个作家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妓女，一个强盗，一个死囚，一个总统。　　某个黄昏，旧金山的街头。

    严歌苓与身后的少年交错而过，双方姿态如舞姿般优美，不留心几乎看不出这是一场抢劫。

    少年抓住严歌苓项链用力拽脱，衣服拉链锯破她胸口皮肤。少年狂奔逃去。严歌苓神情恍惚伫立，没有尖叫，她沉迷于自己迅速搭建起的故事里，“我设想他的心理，他文质彬彬的气质和他的举止实在太不符合。所有人都说你怎么还去走黑路，还是有那么多好奇心，当时他要有一把刀不就捅了你嘛——好像在被捅掉之前，好奇心永远不会死灭。”

    这个亲身经历变成她的一篇小说《抢劫犯查理和我》。

    “我是一个像猫一样好奇的人，到现在还有许多好奇心没有落实，包括我对妓女，死囚犯等。一个作家身上应该有社会上各种人物的缩影，他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妓女，一个强盗，一个死囚，一个总统。”

    “作家就是最典型的多重人格，他写任何人物都能绝对站在这个人物的立场上，用他的情感去为他的人物辩护，哪怕是最最罪恶的行为。作家不应该有绝对的道德判断，任何一件事如果它有审美价值对作家就足够了。”

    不论好坏，只问美丑。这是她的人性主义的立场，也是严歌苓小说鲜明的色彩基调。

    这些话，由朴实甚至有些木衲的严歌苓静静说出，总会有一种奇特的反差：这样的人，怎么会创造出那样多的面孔，那么多心脏深处藏着风暴、眼睛里边生着惊雷的灵魂，那么多孤高绝望的心灵，是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心灵才会源源不断地诉说这一切？

    “我的童年啊，文革看到父亲被折磨，那个十年，和后来12岁我到部队到25岁退伍，这个阶段使我看到人性的各种各样的表演。”

    她是作家的女儿，从小在音乐、艺术里熏陶长大，这样的聪慧和易碎，文革10年对她的影响可想而知。

    “我是形象记忆和色彩记忆很强的人，我记得一对老年夫妻爬到很高的楼上，他们吃光了半年发的糖果，然后跳楼自杀了，地上被砸出了两个坑。他们剩下很多透明的糖纸，很多天后，糖纸还在那个楼的附近飞，这是我7、8岁时见到的，印象非常深刻。”

    几十年后，说起这些，严歌苓声音矜持，面容淡漠。然而记忆里飘着的彩色糖纸，这么多年都忘不掉，恐怕终生也就忘不掉了。于是成为她终生写作最深的母题，和她书写大洋彼岸的移民生活的小说遥相呼应，组织出一个生于50年代者凄烈的一生。

    12岁当兵，舞蹈演员。25岁退伍时她已经是一名军队作家。

    “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可以写东西？”

    “好像是一夜之间。”

    是中越自卫反击战。在成都军区的严歌苓申请去做前线通讯员，因为她好奇。“到前线后发现战争是这样的，一夜之间可以抬下来一千多名伤兵。”

    从此以后就可以写了。

    局外人严歌苓：我非常满足现在我的边缘人的状态。

    作家娜斯在旧金山的餐馆见过严歌苓。当时她是就餐者，她是女侍者。严歌苓挥手冲队伍尾巴的娜斯大声说：“过来，不用排队！”

    ——说的是中文，又大声，旁边的美国人都看傻了。

    他们不知道给自己端盘子的是多么出色的作家。

    迁徙从童年开始。

    她的童年在上海、安徽两地往返。“我从小就有一种边缘人的状态，到了上海说普通话，到了安徽就说上海话。我总是希望我是一个局外人，外来客，不至完全融入当地文化。”

    生命里最重要的城市是成都，喜欢当地人的幽默，喜欢四川到西藏一路的绮丽山水，上海那种小里弄她是瞧不上的，她喜欢大山大水，浓墨重彩的景色，是不是这样人的心里，注定会有大起大落的感情需要宣泄？

    “到芝加哥时我30岁，那儿是我上学，打工，吃过很多苦的地方，一个让你吃过很多苦的地方，总是会让你有亲切感。人总是这样，爱和恨是一起来的。”

    上海—芝加哥—旧金山—北京……她的文学是迁徙文学，候鸟文学。

    不单是她写了移民才是移民小说，而是因为，她写中国，是站在大洋彼岸；写美国，是用一个在中国成长了20多年的人的心态和眼光，她的心态、立场永远在漂浮。

    “我希望自己是个边缘人，在中国作家群里，美国作家群里，我都不是一个随大流的，我根本瞧不起任何一地的主旋律。对任何一个国家，我都很国际化。”

    这样她和任何一个中国的、美国的作家比起来，始终都有她自己的一个格局。

    当她写一时一地的文化风俗人情之时，她会去考察，但会将资料统统“化”掉，打上鲜明的“严歌苓制造”的标志。“我理解的深不深，透不透是另一回事，但我是这样一个立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将我化掉。”

    在新书《花儿与少年》的后记里，她写到纳博科夫：“把没有选择的流亡变成了有选择的“自我流放”，使无所归属的不适，甚至痛苦反过来营养他的感情和语言。”——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看做她自己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