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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严歌苓的几个关键词(1/2)

    ——从《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的解读开始

    佚 名

    一、无非男女

    严歌苓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走红的旅美女作家。

    国内开始关注严的作品始于她获得首奖的兵被改编成电影的短篇《少女小渔》。纵观严歌苓的创作历程,我们很容易发现其在美国的心理及生活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严的每部小说都是在写自己——写一个华人女子在美国这个“乱炖”社会中的种种形迹以及遭遇——和其中所感受到的,接受的、勉强的、永远对立的,等等。从开始的《少女小渔》、《红罗裙》、《约会》、《抢劫犯查理和我》、《栗色头发》(见短篇集《海那边》)中所表现的“我”与美国社会的不和,再到他潜心研究华人历史呕心沥血写出的杰出长篇《扶桑》中所发现的美国华人的内在“定力”,再到开始以她雌性的目光关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种,如《魔但》、《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严的眼界确实有了质的飞跃。严歌苓是有幸逃离了大陆政治话语的作家之一,又加之她本人敏感的心灵和不遗余力的探索,成就了一番别样的文学审美,既自然又感人,既家常又崇高。严歌苓的小说非常世俗化,没有任何拔高的人文精神,无论是中国古典的人文哲学思索,还是西方现代社会中深深隐藏而无处不在的工业般精确冷酷的平等和权利观念,严歌苓都给予一应的不屑一顾。在她的文学世界里“无非男女”——只有男人和女人!

    若严的小说里没有了女人,那相当于世界没有了天空,住宅没有了窗户。严歌苓的女主人公是世界的发现者,也是世界掩藏在深处的支配者。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苏曾说:“所有父权制——包括语言、资本主义、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女人不是被动和否定,便是不存在’”,但现今许多创作似乎正在打破这个桎梏,以严歌苓的作品为例,她的纯女性话语具备一种颠覆的作用;女人在社会上的确没有发言权——但女人可以沉默,女人沉默起来可以让男人们无所适从,男人无法得知女人的所想,而无法知道想知道的,无法得到想得到的,不正是男人们最无法接受的折磨么?女人正在非暴力不合作中,虽然表面上看来,女人的角色是被动者(被侮辱、被贬损、被欺凌者)、缺失者、沉默者、(主妇、看护妇)、有价者(商品)。她们温顺麻木、寂寞忍耐……

    严的男主人公呢?严的男主人公都是值得同情的,虽然看上去他们在经济上,在社会上,在历史上都站在主人的位子上,但严打心眼里同情他们,因为他们在心理上不是主人。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说男人比女人晚近化8.4万年。对这一结论的民间解释是:男人是女人驯化而为人的。在严的小说里,女人是母亲,不管这对立的一对人物他们双方的社会身份如何,男人是向女人寻求保护的。男人属于辽阔的天空,而不是母性的大地;可他们却出于大地——一个无法排遣的记忆如影子般追随着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完全摆脱一个“回归”的愿望。《少女小渔》中的小渔以自身的母性的博爱愣是让72岁的意大利老顽童正八儿经的去到街上拉琴“养家”;《红罗裙》里的卡罗,对海云这个继母又是何等的充满渴望:在陈晓晖的《另一种海洋——略论美华女作家严歌苓的三篇小说》(或桥大学学报1998年第二期)中写道“卡罗是最孤独的人,这缕魂在这桩城堡里徘徊了多少年,多少年,似乎早于他被那个胖大的金发母亲孕育、娩出”……“卡罗的孤独在于没有任何属于他的东西,他是一个真正没有根的人。卡罗对海运的爱恋可以解释为他的一种寻根的努力,他好像发现了一块蒙中的土地,可走来走去,却无法扎根……”这是飞上天空的男人们的悲哀;《抢劫犯查理和我》中的查理,向“我”抢劫来排遣“没有动作的生活”、和“我”恋爱成了他“无数的可能性在慢慢死去”的没有动作的生活的救赎;而在严歌苓新作《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那个自以为逃离人类进化公式的人的男同性恋者亚当,也发觉“你(夏娃)是我最亲密的伙伴”。我不知道女性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但是严歌苓显然是对自己的女性身份带一点自豪的。中国一句古话“有容乃大”不知用在这里合不合适,女人,才是真正“纳得百川”的生命……

    二、也是亚当也是夏娃

    这是严歌苓最新研究的成果了。严歌苓借夏娃之口告诉大家“名字很重要。……不问内容,就问名字,名字所泄漏的,就足够去猜测。”那么“名字”泄漏了什么呢?

    首先:这是男人和女人的故事。

    其次,这是父亲和母亲的故事。

    再次,这是犯罪和放逐的故事。

    仅仅是这个两个名字——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看吧,严歌苓的目光从文革、移民、历史、性别——今天,到了人之为人的起点。

    这是一个很荒诞的故事。男人不是男人,母亲不是母亲,犯罪和放逐都“温和”!

    这是个哲性故事。

    1、男人不是男人。

    亚当是一个多么令女人期待的那种“王子”,英俊、优雅、富有,而且有才华;而他却是个同性恋——对女人来说,他是虚设的。他有自己的同性伴侣,却发现了自己的潜在危机——他想要一个孩子,而不得。于是他策划者找一个替身孕母;亚当的生活“像”是纯理性的。他嘲笑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动物一样的求偶、生孩子,没有选择的养这些孩子!”他是比较幸运的成为人类进化公式的例外,活着不受吃和繁衍两桩本能所左右。对我们这个不违天性的生男育女的巨大集体,他是明显的居高临下。然而这个“人类进化公式的例外”为什么又感到0+0=0的危机呢?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价值感,还是一个个体的缺失感?我常常因初为人父的男人们的兴奋和骄傲而疑惑,不敢相信这是一种真实的情感流露,我始终认定那是传统文化使他们带有的某种习惯性作秀,后来我发现,那不是作秀,那是一种“创造”得以最终完结的成就感,那种快感不掺杂母亲们幸福笑容背后孕育的艰辛和得以升天般的超脱;那兴奋是实在的、纯粹的。作为同性恋者,创造的成就感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更糟的事,亚当还是个进化派理论的信仰者,他明白,这一派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行为无非有两个基本动机:活下去,留下来。吃是为了自身活下去,性是为了自身的延续——留下来。而同性恋的第二个动机并不同于一般人,他们恋爱和**与传宗接代的动机并没有关系。“他们的爱与性不是功利性的。”那么他的危机感从何而来呢,他的缺失感将是多么严重的悖谬?他先前对我们这个无法摆脱自身**控制的巨大集体所带有的优越感哪里去了?既然人的生活轨迹是可以选择的,他亚当既然习惯对一切天性的东西造一些反,那么,他也有理由,就像他做的那样,制造一个可以让自己延续下去的东西。他以为一切都是可以设计的,他这个同性恋男人就开始了上帝一样的造人运动。

    我不知道这违不违反同性恋者的原则,但是很明显,亚当有这样的危机感并有了造人的念头和实践,这多少意味着他对他们这个群体的背叛,或者说,他的同性恋信仰有了某种游移和不坚定。他是亚当。是男人却又不是真正的男人。

    他开始严密规划,为生育准备一具最理想的父体——为此他在三年前截掉了大麻,两年半前戒了烟,紧接着戒掉了咖啡因、12度以上的酒,半年前停止了性行为,每天锻炼一小时变成了一个半小时;他喝纯度最高的水,严密控制食物里的盐分和脂肪,很少吃甜食。小说形容他说“一口清水喝下去,几乎能看到他如何流淌进亚当被彻底清理过的、半透明的身体”。应该说,有了生育的**,就代表他不是进化公式的例外,他颠覆人本性还不够彻底。

    看他选择孩子母体吧:一个一个接见从单身俱乐部来的女人,27岁到35岁,生育器官最成熟、心智也最成熟的女人们。他的细心和远见倒是值得称道——他最终选择夏娃,在夏娃本人看来是因为她“不具备任何个性特色。个性特色往往有颇高的代价……太出众的东西是危险的,适度的平庸是一个人心智健康,终生快乐的最好保障。他要他的孩子终生快乐,这比富有、才华、相貌标致都重要的多。”我在猜测这种心得是亚当结合自己经验总结出来的。富有、才华、相貌标致,这些亚当统统都有;个性特色,亚当就更不缺了。那么他为什们还不快乐?!超出人类进化公式的绝大多数到底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