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创作品格论
刘 艳
【内容提要】在近年美国华文文学知名作家中，女作家严歌苓的创作可谓独树一帜。本土的文化观念、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方式，在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颠覆，新移民们经历的是“断根”与“植根”的艰难过程。她对此有较深刻的感受与表现，以异质文化中错位意识的传达、独特的女性视角和观照方式、具有精神分析特征的人性心理的展露抒写，构成了创作的独特文化品格。
【关键词】严歌苓/异域生活/女性言说/精神分析
在近年美国华文文学知名作家中，女作家严歌苓的创作可谓独树一帜。她以鲜明的个性特征，创作了多篇反映移民生活的小说。作家异质文化中错位意识的传达、独特的女性视角和观照方式，具有精神分析特征的人性心理的展露抒写，构成了它们独特的文化品格，且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普遍关注。
一
移居美国的生活在严歌苓那里，“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移植”[1]（后记，第247页）。用这来形容那脐带断裂式的怅痛和为适应新环境而挣扎的苦楚，有着准确而生动的况味。祖国旧有的文化观念、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方式，在此统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颠覆，新移民们经历的是一次“断根”与“植根”的艰苦历程。
语言障碍是异域生活伊始面临的重大问题，严歌苓对其造成的困扰在多篇作品中皆有涉及。为了提高阅读量应付课业，可以不去洗衣房、邮局，甚至打工还要把词汇抄在手腕内侧狠背一气（《浑雪》）。但这与因“失语”状态而使人陷于尴尬甚至无奈的境地相比，实在无碍大雅。《粟色头发》中的“我”以所答非所问的对话使痴情于自己的美国男子“被语言的非交流状态折磨得很疲劳”。《簪花女与卖酒郎》里的大陆妹齐颂，只会以两个“YES”、一个“NO”的模式与人对谈，虽与墨西哥小伙卡罗斯两情相悦却失之于语言的无法沟通与交流，而无法摆脱被出卖的厄运。在走出语言的迷失状态之后，却又不得不再度借助语言的错位对话方式，往往笼罩着更深一层的窘迫与悲哀。“我”以“我完全不懂您在说什么”的装傻来拒绝老板要自己做**模特的要求；自己拾金不昧将蓝宝石归还娄贝尔太太，却招致对方的怀疑并宣称要将其带到首饰店重新鉴定一下。这种猝不及防的道德文化的错位，刹那间使“我又回到对这种语言最初的混沌状态。我不懂它，也觉得幸而不懂它。它是一种永远使我感到遥远而陌生的语言”（《粟》）。
语言的错位只是表层，由它导向的则是习俗的、情感的，乃至思想文化等的更为深在的参互交错。翻翻玛雅的报纸要分担一半订报费，抱抱她的猫咪又收到其一张账单，沉湎于思乡情怀的自己对她讲起有关月亮的所有中国古典诗词，换来的却是对方很有吃相地边吃月饼边像计算钱一样精确地计算卡路里（《方月饼》）。我的穿着打扮被视作保守、规范、呆板的象征，不愿继续关于女孩脱衣的感觉描写，对乞丐和同性恋的看法无不受到同学的围攻，使远托异国的旅人在感受客观现实的困顿之外，还在精神领域产生了种种困惑与变异。但这主观感觉的变异一时还无法把旧有的心灵世界完全抛出原有的轨道，“我”只有“在心里拍哄自己：别怕，别怕；不过是个观念问题”（《我的美国老师和同学》）。尽管“粟色头发”对“我”一往情深，苦苦寻觅，那发自内心的民族与自我的自尊无论如何无法接受他用“那个”腔调来讲“中国人”，如要消除这种情感的错位，除非“我真正听懂这呼喊的语言的一天”（《粟》）。严歌苓是一位筹划文字的高手，她能穿透现实生活层面向人物心灵深处进发，把目光更多投向被抛出常轨的情感体验。女留学生李芷在与之较真儿中爱上了自己的美国教师帕切克，最终却因其是同性恋而不能再坚持自己所谓的“无属性的爱”（《浑雪》）。“我”在遭查理抢劫时，感受到的竟是他那脸的古典美和声音诗意般的轻柔。再次相遇不仅没有告发他，还与他约会并亲眼目睹了他两次抢劫别人的过程，而且自己最后再度遭他抢劫，爱情就在这真真假假中“迷失”（《抢劫犯查理和我》）。严歌苓有时还巧妙运用人物思想的错位，构成彼此的矛盾关系，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在《茉莉的最后一日》里，主人公郑大全以苦肉计进了茉莉公寓后，一切行为皆以把按摩床推销出去为指针；而80岁的老茉莉之所以放他进去“是想把他制成个器皿，盛接她一肚子沤臭的话”。郑大全的行为目标与茉莉的兴趣话题之间始终拉开距离，形成错位，徒落得两败俱伤。
文化的横向交叉肯定会带来语言、思想、情感等的错位，这在历代移民作家中该是共有的经历体验，但种种错位传达出的文化心态却又有不同。50年代后期以来的老一代美华作家，多是从港台赴美的留学生，他们在事业、爱情、生活等方面的梦幻屡屡破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倍感迷惘与痛苦，异国土地让他们深感自己是被放逐的一代，无根的一代，特有的身份地位和文化心态让他们形成一种无法开释的寻根心态与怀乡情结。而新移民作家的杰出代表严歌苓，却能在类乎前辈感受经历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以女性独有的敏感，深入人物内心，以刻写人物的精神错位为指归。正是在不动声色地对异质文化中错位意识的传达中，严歌苓完成了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自省和对西方当代文化的锐敏审视，从而孕育出文化交流土壤上的文学奇葩。
二
纵观中国大陆自新文学诞生之日起即已出现的女性文学，或者依附于主流文学汇入反帝反封建总命题，或者吹奏起女性解放的号角、以妇女来言说妇女，或者秉持超性别的写作，可谓随历史的律动而不断寻觅。而在创作个性显现方面，严歌苓是既继承又超越了以上审美经验和范式，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观照方式，对超乎人物一般生存状态的心灵隐秘予以密切关注。这在她反映新移民生活的小说中多有表现，而在其展现移民历史的长篇小说《扶桑》中更是不容忽视。
我们不能说《扶桑》这部小说在表现“人”上已全面超越了他人，因为对于文学是人学的思考，在许多文学大家那里都还是一个仍在探索的问题，更何况它又是一部偏离中心文坛的由第五代移民作家创作的小说呢。但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严歌苓能以其高倍数敏感，挖掘人格中的丰富潜藏，唤醒人那些原本会永远沉睡的本性，以此来阐释“人”这个自古至今最大的悬疑。老辈的移民张爱玲曾说有一天她若获得了信仰，信仰的大约就是奥涅尔《大神勃朗》里的地母，一个妓女形象，因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2]（第70页）事实上严歌苓的长篇《扶桑》对此做了极好的文本诠释，它以百年前中国苦命女子扶桑飘洋过海、异邦卖笑的经历为线索，表现出作者对生命存在的较为透彻的思考。
在作者为“你”（扶桑）、克里斯、大勇设定的19世纪末旧金山这一特定环境中，扶桑集中了拖着长辫，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或是拳头大的脚上套着乡鞋的人所具有的一切秉性：辛劳忍耐、温顺驯良乃至麻木愚昧。未曾谋面的丈夫先行出海淘金去了，“你”与大公鸡拜了堂。被拐到美国后又数度被标以斤两拍卖，“你”甚至从无心智对此作形而上的思考。“你”总是对一切痛楚和罪孽全身心接受，以一抹谜样的微笑面对生活和苦难。甚至遭到**时，“你”也没有反抗，只是奋力用牙咬掉施暴者胸前的一枚纽扣，谜一样收集到一个盒子里，却把克里斯那枚藏于发髻，同时掩藏起最远古的那份雌性对雄性的宽恕与悲悯，弱势对强势的慷慨与宽恕。“你”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男人，文化基质根本相异，却各拥有一份“软弱”。克里斯的柔弱使他永远艾怨世上没有足够的母性，他对“你”的痴迷是对“你”身上那东方文化底蕴和母性的迷恋。赌马舞弊、贩卖人口、杀人害命的大勇也有最不堪的软弱，那就是对故乡从未见过的妻子的思念。他深爱扶桑却不愿坦然承认，两千余年的沉重积淀令他缺乏对扶桑窑姐身份的确认和责任担当。当得知妻子已于几年前来美寻夫，内心精神支柱坍塌之余，也使他能够改邪归正，实现灵魂的自我救赎。扶桑的宽容坚忍使克里斯的自我拯救也成为可能。克里斯竭力要把“你”和“你”所属的群体分开，殊不知他爱的正是那丑恶又卑贱的群体令“你”凸显出的迷人魅力。“你”的一生意味着受尽屈辱，“你”不能也拒绝被拯救。“你”爱克里斯却要以与大勇的刑场婚礼完成自我保护，这或许只能在东西方文明的对抗冲突中觅得答案；“你”早知与大勇的夫妻身份却不肯吐露，但最终的承诺毕竟留给死者一份生的希冀。
展现新移民生活的《少女小渔》，曾被作者自称是一则“弱者”的宣言。小渔的生存境遇较扶桑有了很大改善，却为了办理居留身份，不得不采取一个残酷而又勉强为之的办法，与一位老意大利人假结婚。“弱者”小渔多少具有扶桑的秉性：对江伟近乎母性的宽容与关爱，对多少有些无赖的意大利老人也善良而温厚。人性的高贵与美丽在低俗生活之上绽放。《约会》中的五娟、《红罗裙》中的海云都对已近成年的儿子有着超乎母性的女性关爱。从个体生命的沦落到民族精神在异国他乡的迷失，严歌苓波澜不惊的笔触中，涌动着惊心动魄的时代风云和历史沧桑。敏感而又痛苦的情怀使她的脚步在第五代移民的生活与扶桑的生命存在方式间随意穿梭，通过对现实生活和记忆源泉中灵感的挖掘，把经受异质文明最严峻考验的最纯朴本真的人性引渡到永恒之境。女性中的母性，或许是最令这些小说可解的答案了。
许多移民满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