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是痛楚的，但这才能达到最大的审美快感。譬如缠小脚，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丑陋的东西，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文化中有特征的东西。像流行歌曲那样甜美的，一般意义上的美我也能给你，但那不是我喜欢和追求的。

    虽然我的脑子在美国被大洗牌，但我对美国是有一定程度幻灭的。事实上它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你可以讲，但没有人听，没有人给你发表。比如有钱人都是保守党人，他们控制了媒体。其实反战言论到处都有，但他们不可能发表。美国有很多虚伪的地方，所以我说美国的政治让我恶心透了，这个时候那些知识分子就会给我鼓掌。

    有人说在我的作品中看到奴性、佛性。我欣赏的女性是包容的，以柔克刚的，不跟男人一般见识的。扶桑是跪着的，但她原谅了所有站着的男人，这是一种极其豁达而宽大的母性。如果女人认为男人给她的苦也是苦的话，那她最苦的是她自己。不要把自己作为第二性，女人是无限体，只要不被打碎打烂，她一直可以接受。我有一定的女权主义，只是藏得比较深，比较狡猾。我不喜欢美国的女权主义，动不动就去烧胸罩，自己不讨好，还让男人对她们很警觉。女人贤惠起来是很性感的，波伏娃的“第二性”的确给了我们很大误导。

    对“文革”，《天浴》的时候我还有控诉的情绪，但现在拉开了距离，觉得一个人写童年，再苦也不是苦，都是亲的。所以到“穗子”系列虽然都是悲剧，但全是嘻嘻哈哈讲的，那是更高的境界。我的小说基本靠想像力，我很庆幸我的想像力很丰富，小说家应该有举一反“百”的能力。但是作家可以虚构，细节却一定要真实。好的作家，一开始是他创造人物，一段时间之后人物就会有了自己的生命、逻辑和行为，就是人物创造他了。

    有个阶段我基本是靠获奖来谋生的，最后将台湾的文学奖得了个遍。因为获奖，整个出版、发行、电影等配套就很顺利了。李安在我的《少女小渔》获奖后，立刻就买下了版权。陈冲导演的《天浴》，《时代》杂志称赞是一部非常精美的电影。继而我的英文写作也打开了局面。我是很喜欢看电影的，只要一看电影就高兴得不得了，只是遗憾的是拍成电影的并不是我最好的作品。

    现在我正在尝试用英文写作。两种语言最能区别的是幽默，那是不可翻译的。一个作家能否在两种幽默间游刃有余，是很考验人的。英文写作时的我是勇猛的、鲁莽的、直白的，中文背后的我是曲折、含蓄、丰富、复杂和老奸巨猾的。这是我的双重性格。

    2004年10月18日

    （全文完。请欣赏下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