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既然你知道所有初到美国来的人都活得不顺心，我就不多介绍什么了。我和所有大陆来的学生无二致；想多挣钱、少付学费，住便宜房子和吃像样的饭。
一切都是他那栗色头发和我这副长相引起的。
我长了这么副模样：小时候人们称它漂亮，大起来人们认为它惹是生非。我估计毛病出在我一双眼睛上：当它们挺凶狠地盯着某人时，人家说我脉脉含情；当它们心不在焉东张西望时，人家说我傲慢自得；当它们纯粹发呆、无所用心时，人家说我孤助无援、极其招人怜爱。
我忘了我这双误会百出的眼睛正处于何种状态，总之我头一眼看见的是一团栗色——一个栗色头发的男人趁我不防已近在咫尺地矗立在我面前。这时的我站在洛杉矶市区一所语言学校门口等李豪开车来接我。我知道这样闲站着不是好女孩的样子，但我无法抱怨从不准时的李豪，因为他是我女朋友孙燕的男朋友，孙燕是我从北京到洛杉矶的飞机上结识的，虽与她在飞机上过了十几小时吃喝不分的日子，交情毕竟没深到嬉笑怒骂随意的地步。
“栗色头发”长得很高，我认为他俊是因为我小时候单恋过十八世纪的诗人拜伦，记得最牢的是拜伦的栗色头发。
他头句话问我是否来自中国大陆，我赶紧“yes”，同时怀疑自己看上去要么土头土脑，要么呆头呆脑。他咕噜了一句话夹有“Japanese”，我猜他是说我长得像日本姑娘，不幸的是我没长着一双萝卜腿；它们象征着健壮、富有和征服全世界。
我与“栗色头发”对起话来。因为李豪似乎是不打算出现了。日后我英语进步了，与他熟了，一提我们最初的对话总要笑得喘。
他问：你来美国多久了，学什么？
我答：我的朋友会来接我的，谢谢你，不用你开车送我。
他说：你长得非常……特别，非常好看，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理想的古典类型的东方女子。
我说：对呀，天是特别热。洛杉矶就是热。不过我的朋友一定会来的，你不必操心。
他一边微笑一边上下打量我。我一本正经地穿着皮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丝绸衬衫的纽扣从脖颈一路扣到底，毫不马虎。我后来明白穿着上如此的严谨、繁琐，就被称作“土气”。后来我也根据这点判断谁是大陆的最新来客。
他接着说：我希望你帮个忙……
见他停顿下来，我估计他结束了句子，便根据猜测自说自话起来。到美国十有**人们都是问我同一些问题，所以我用不着去听懂就顺口背诵。我说：我来到美国一个月零七天，正在苦学英语。我大学专修中国文学，曾经学过八年舞蹈，四年芭蕾，四年中国古典舞。我把握十足地想：假如他再来下一个问题，我就答：家住北京，故乡上海，父母健在，弟兄和睦，等等。
他苦笑起来，被语言的非交流状态折磨得很疲劳。我也笑了，心里恶毒地骂着李豪混账，把我撇给一个陌生老美，让他在一刻钟内榨干我肚里所有英文。
“我是想请你做模特儿。我们的绘画俱乐部，一直在寻找一位典型的东方模特儿。”他很慢很慢地讲，手的动作比嘴的动作剧烈多了。“我们会付你工钱，一小时十五元钱。我希望你会答应。我是个业余画家，职业工程师，是专门设计救火车的……你懂吗？”
我继续答非所问地说：“我？我不想当工程师，我想学文学。”我想，不知这人打算什么时候饶了我。他最后遗憾地耸耸肩，嘴里一再说我美。美我是听得懂的，在中国话里，它也是我懂得最早的一个字眼。告别时他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字。他长时间地看着我，那双我怎么也看不透的灰眼睛静止着，已不像开始那样快乐，却比开始多了太多的内容。我再次倾心他的英俊，并在他递纸片时偶然留意到：他手指上没有戒指。
他离去后我心里有点激动，有点暧昧的快活。不管怎样，这一天比什么都不发生要好些。
他叮嘱了我不止五遍，让我千万别扔了那张字条。而当他一转身，我立刻就扔了它。一辈子中，你会遇到无数给你写下地址但绝没必要重逢的人。那些带有地址的字条若被保存下来，你会想不起他们是谁；若想起来，你会平添一点惆怅。
而李豪却把那字条拾回来，并说在异国多个地址就多条路，就多个时来运转的机遇。
李豪告诉我十五元一小时的工作对留学生来说是天方夜谭的美事，干一个月就能挣出半年学费。“你看，”他指那张字条：“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呢，等于合同书，他不敢不兑现！……”我被说动了，心算一小阵，这份工资当然值得李豪大喊大叫：矮小的他每天扶一个身高两米的瘫子走路，一小时才挣七块，孙燕那份每小时五块照看孩子的工作，还是跑细了腿觅来的。
回到住处，孙燕正准备结婚行头，一床的中西礼服都是借来的，租礼服对他们来讲都太奢侈。孙燕和李豪还没有热乎到结婚的地步，但他们的钱不够俩人都以缴学费来维持留学生身份，租两处住房也不合算。孙燕的话是：一碟菜一人吃不嫌多，俩人搭伙也足够，所以她决定牺牲自己，嫁给李豪算了。这样她可以转换成陪读身份，当学生眷属。这间住房是从一群老太太手里租来的，廉价到了让我们难为情的地步。全套家具都是从马路上捡来的，包括李豪那辆车。那辆车常常不动，正如家具件件都会动一样。
帮孙燕试衣服时，我讲起“栗色头发”。她一听十五元一小时的工作，激动地惨叫一声。
第三天我便去了。从孙燕借来的结婚礼服中挑了件宝蓝旗袍，把头发在脑后梳成我外婆年代的发髻。就这样，我钻出李豪那辆撞得扁脸凹腮的车，让自己款款出现在这群美国人面前，我看见“栗色头发”在远处朝我瞠目结舌地望。
然后，我这好看的、会移动的中国古董就被安置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而椅子被搁在四进地平面的椭圆形浅池中。所有灯全对准了我。灯后面的一切都变得黯淡了。那椅子高得我不能随意上下，但可以旋转。有人上来把椅子上的我朝四面八方摆弄一遍，不知怎么了，所有人的英语顷刻间变成一种我完全不懂的语言。上下左右都围着深紫色丝绒，我被孤零零地镶在这片深紫色中，汗水开始在我脊梁上爬。
“李豪……”我叫道，自己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声吓一大跳。没人应我，李豪早已走了。我真的就这么被撒给一群陌生的异国人。这陌生是实质性的，它来自不同的人种、国籍、语言，当然还有观念。我又唤一声李豪，我听出这叫声中的委屈和哀痛，像只失群的雁。
洋人们笑起来，不知我的哪一点引起了他们的关心。我身体被转向一个方位，脑袋被转向另一个方位，真不懂他们为什么喜欢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搞得这么七弯八扭。我似乎明白椅子之所以这样高的妙处：你既然被搁到上面，要怎样可就由不得你，要逃也妄想。
我听见画笔在纸上移动的沙沙声。
所有的大聚光灯都那么毒。照准席间惟一的一盘菜，就是我。
有人问我：“中国现在还有红卫兵吗？”
我只听懂了中国二字。便答我的父母在中国、兄弟在中国，我所熟悉的一切都在中国。说到这些就勾起回忆：离起飞尚有两个多小时，“中国”海关就把我隔离到“中国”人之外去了。父亲似乎一下老得笑也笑不动了，他在最后一刻塞给我一只信封，我不用打开看也知道，那是他仅有的五十五元美金，在此之前，这点钱被我俩打架一般推来推去已推了多日。后来父母在我的央求下离去，所有乘客都登机了，只有我被剩在那间已经与“中国”隔离的屋里。我偶尔举头，发现了父亲，他站在楼上，透过一个奇特的角度与我遥遥相望。我意外极了，向他摆摆手。他的整个表情都表示着他对能否再见到我完全无把握……洋人们仍在热烈地谈论着中国。我听不懂。惟一听懂的是某人酷肖地模仿中国人吐痰：引长颈子先大声清理喉咙，然后响亮地往地上一咋。所有人笑起来。
这时我发现这个模仿者是“栗色头发”。
他一边笑一边朝我顽皮地眨眼。
灯暗下来，“栗色头发”给我一小杯咖啡，并笑着问我他学中国人吐痰学得妙不妙。我们依然东拉西扯、牛头马嘴地对着话：我的姑妈十年前从台湾搬到了美国。那次我到中国，在火车站看见一伙男人互相在头发上翻捡，不时从里面找出点什么，后来明白那是虱子。我的理想是在美国学习，同时当个小说家。北京不像我在美国听说的那样脏。好歹我俩能谈下去。而且不久我懂得他的英语还胜于我懂得其他人的。他开始以他的英语来为我翻译其他人的英语。
比如那个话最多的女动物学家对我说：“听说中国人没有足够的粮食和肉，全国在一夜之间就打死七百三十五万零三条狗，然后全把它们吃了！”
当时他为我翻译得很简单：中国人爱吃狗肉。多日后估计我不再有机会去为自己受伤的民族自尊反唇相讥时，才把原话翻译给我。
话最少的要数那位退休警察。当我与“栗色头发”交谈时，他突然跑过来，将食指竖在嘴上，冲我“嘘”了一声。后来知道，他当班时在任何地方见中国人聊得热闹，他都会跑过去对他们“嘘”一下。
喝咖啡时，我顺便浏览业余画家们作品中的我。我变得千百种怪模怪样。有个坐在轮椅上的姑娘在大家休息时仍坐在原地不停地画，仍是不断地瞅着屋中央的高椅子，尽管那上面已没了我。我走过去看她的画板，并违心地夸她画得出色。一个残废姑娘嘛。她自信地笑笑，说：“中国人长得都这样。”
我不懂她说什么，但她的神态有点令我不快。我通“栗色头发”翻译。
他这时却不开口，雾一样的灰眼睛凝视着我。
周末他常约我一起出去吃饭，他会在餐桌上，一个小时内数次放下餐具，这样惊讶、痴迷地看着我。见我颠三倒四地舞弄餐具，他会忽然抓住我的手，样子那样激动和忘情。
我这时的脸会僵在一个笑上。然后听他轻柔地说：“你笑起来牙齿真美。不过听说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不刷牙。”
在画廊工作到第三个月时，我和老板闹翻了。按他那精确说法也不叫闹翻，不过是双方不愿再合作下去。两个多月，我一周三次来此地，让一帮毫无天赋的狂热的绘画爱好者画上三小时，按韩寒的话说是撞破脑袋也撞不来的大运。韩寒是我语言学校的同学，“托福”已考了六百多分，却仍泡在语言学校，因为他一天少说有十个念头关于换主修科目。他到美国已两年，从二元七角一小时洗盘子起家的。只有我心里知道我这工作的苦楚；当你穿上绣得沉甸甸的厚袍子，像根麻花那样全身拧着筋，被搁在十几只聚光灯下，绝对静止地搔首弄姿三小时，你稍微动一动就会听见不满的咂嘴。还有更多的、更难以解释的苦。
所以在老板对我进一步提出要求时，我决定不干了。而“栗色头发”一听老板叫我，他立刻从画板后面站起。与我一前一后地走进老板的办公室。经过长长的画廊时，他叫我停下来。廊壁挂着标了价码的画，人们可以在此参观或买画。我看见一幅很平庸的静物上写着他的名字，一个三百元的标价被红笔画去，新价码是一百元。
（2）
“画得不好。”他说。
我没说话，笑笑。画得是不好。
“不过我画你会画得好些，会画得像些。”
我依然笑笑。他认为画得像就是好。我想他画救火车的零件一定画得极像。
进了老板的办公室后，老板从椅子上欠起身，对他客套几句，似乎有些阿谀。我当然知道那是因为他花许多钱资助这个画廊。
“你的身材很好，非常美。”老板对我说。他坐在角落里一只沙发上抽烟，这时警觉地看老板一眼。“我可以付你三十元一小时，如果你愿意脱去衣服。”
他顿时站起身，说：“她听不懂。”
我当然听懂了。三个月来我的英文理解力突飞猛进地提高。我知道老板把我当那种漂亮傻瓜了，老板再一次仔细地解释他的意图，我仍沉默。尽管人们正消除对**模特儿的成见，但我想，世上有比我合适的女孩来做这高尚工作。做这高尚工作需要麻痹些许的自我意识。老板得不到回答，便把价钱一个劲往上涨。“四十元一小时，怎么样？”他两眼直闪光，这价钱使他自己都感到惊心动魄。
“我完全不懂您在说什么。”我说。并礼貌地笑笑。这种笑会让人误会我目中无人。
老板求援地看看他。他说他无能为力。老板让我等一会，他去取了合同书给我看，我就会懂。我说不必了，我的功课很紧，没有时间再到此地来工作。
走出老板办公室，他显得轻松而快活。
“你其实听懂了。”他对我说。他的灰眼睛笑起来越发没焦距似的。
“一个字都没听错，”我说。我丢了份颇好的差事他乐的是什么？
“你真不要这笔不错的工资吗？”
“你好像也不想我要。”
“好像？”他稍稍一恼：“我绝对不让你要！”
我想这人凭什么以这种霸道劲头对待我。但他那点霸道让我心里一阵舒服、温热。它让你感到你是被安全珍藏的一个什么玩意儿。我们再次停在画廊里，面面相觑。他想讲什么，长时间潜在我俩东拉西扯、风马牛对话中的一句最切题的话眼看要被道破，但不知什么又使他沉默下来。我有点高兴又有点扫兴。
最后一天，他在我下决心跳下高椅子之前就将我一把抱下来。我看看四周发现人都走空了，就剩下他和我。告别非常简单：我和他盘腿在地上嚼玉米花，过一会，俩人对着傻乎乎却又惨兮兮地笑一下。
我们都明白，想的话，我们以后还会相见；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延长我们的相识、相知。但我们都明白，主观与客观上的原因会使我们不想，不愿再见面。人有时会这样；让心里的永远属于心里。
他开车送我回到住处时已近午夜。心被一种不够正派的感觉折磨着。他停下车，面孔极其平淡地朝着前方，等着我开门，钻出去。突然间，他说：“你在骗我，你不会再见我了。”
他倒是看透了我的真实想法。在他开车的一路，在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他将怎样帮我摆脱中国人不整洁、不礼貌、不文明的居住环境时；在他提到“中国人”所冒出的独特口吻时，我就决定不再见他。你可别指望我有足够的钱定期往牙医那儿送，也别指望我绝对摈弃响亮吐痰的习惯。谁担保我仅获得民族美德而断净民族缺陷？
他的手轻轻在我脸、脖颈、肩膀上抚过，我看着他，什么也讲不出来。当我讲不出任何话时我就干脆装着任何话也没听懂。等李豪孙燕一结婚搬到别处去住，我也得另外找窝。他不会再得到我的新地址。这样多么好，心里的就全封存在心里了。
“我何苦要爱你呢？”他苦恼地说。
这时他倒用了个问号。正如我一样，他困惑于我们三个月来发生的感情。这下他可识破了它是爱。但何苦、何故要爱呢？这样爱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经历了一次婚姻数次恋爱的他以及一心一意奔波生计的我都没时间没精力做任何没结果的事，而所能预期的结果正使我们忧心和举步迟疑。
我们没有理由爱，正如我们没有理由不爱一样。
韩寒在等我。一见我就嬉起脸：“他那车真阔！你不是说你不懂车吗？……”
跟男孩子真难相处，要么他吃醋，要么他生怕你榨取他劳动力而躲你远远的。孙燕在帮李豪剃头，等那个头剃出来，李豪就会与韩寒变成双胞胎。自从孙燕从大陆带来一套理发工具，他俩都决定要钱不要模样了。
韩寒特地来告诉我，他女朋友严平决定辞工，我若愿意，明天就可以去面谈。我停在那里，等着自己拿主意。刚才在楼下，我答应了他，若搬家一定给他新地址。但要是顶替严平，就得在一家香港商人家当女佣。虽然韩寒说那家绝无主雇之分，但去海边度假是不可能了。再说，我的自尊也不容他知道我给人当女佣。或许是虚荣不是自尊。管它呢。
淋浴时，孙燕硬要进来和我挤热闹。她关切地问起他与我以后的打算，并说长得好看是不一样。我轻描淡写地哼着歌。她还在细细打听着他的一切。
郭太太爱吃醋，严平告诉我，在郭家最闯不得的祸就是无缘无故地对郭先生笑。到郭家七天，祸事没发生在有艳史的郭先生身上；但它绝对也是难以获得原谅的。这玻璃天花板真不结实，只一捅，就被我捅得碎如残菊。
听到郭太太在餐厅里与两个孩子讲话，我哆嗦得浑身冰凉，几乎想扔下拖把，就此逃掉。
五分钟之后，郭先生已浑身光鲜地出现在客厅，大着嗓门向所有人道早安，也包括我。我生怕他看见刚被我捅破的厨房天花板，忙痴头痴脑对他一笑，幸而郭太太没看见。
郭太太唤我。我一下子想起我这是在上班。脑子迅速转了弯，我赶紧倒了橙汁给郭先生端去。等他那边饮尽橙汁，我这边得立刻提供烤热的面包，不可以把一顿早饭弄得断断续续，头天我就得到如此教诲。
开冰箱声音颇重，惹郭太太眉心打了个结。留学生住的地方冰箱得死用力才关得上。在那里一切东西都得死用力才能让它们功能正常：车门、房门、壁橱门、抽水马桶拉栓……等等。
郭太太平常不上班，除非郭先生在店里忙不过来，或四个店中某女店员告假。她这会儿不会到厨房巡查，先生上班后她马上还回床上睡去。
等郭太太进了卧房，我忙打电话问严平：那天花板原先就破的，还是果真毁在我手里。自我顶替她，不懂处我总打电话问她。比如当我抱着孩子郭先生上来与孩子亲热几乎亲热到我身上，我该怎么办；郭太太揍孩子我该求情还是该装聋作哑，等等。
“你可留点神，”严平常在电话里吓我：“郭太太最初就是为甩掉郭先生的一个女店员从香港搬到美国的。你来面谈时，郭太太差点不要你！”
“为什么？”
“你长得太丑啊。”严平大笑。她可以放肆，因为那边整天只有她和两条大狗，她的工作是看房子和遛狗。虽工钱不多，但她与韩寒幽会，狗绝对不会告发。不像我，头天刚捧起书看一会儿，俩孩子中年长的那个就向他妈告状。
他妈妈大声驳他：“你自己不会玩吗？阿姨就不能抽空看会儿书？”
我听见了，发誓赌咒以后再不看书。
年幼的那个好对付一些，受了点亏待也讲不清什么。你只要盯住他别让他去碰各类电开关，别去拾到什么就往嘴里放，就行。他到了这个岁数：让他自己走路比你抱着他还累；他自己吃饭比你一口口喂他还费时。
大的那个比较烦：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开，看看内部。比如电子或机械玩具、他母亲的首饰盒子、他弟弟的尿布。他已得到下游泳池的应允，但他下水时我必须穿上泳装和救生衣守在池边。严平韩寒有次来看我，说我的脸被晒花了。“怎么那么傻，挨晒呀？坐到树荫下读你的书！郭太太不是阳光过敏从不到院子来吗？还穿救生衣？你没把自己捂馊啊？！……”
严平说她在郭家从未留心过厨房天花板。看来只有我是祸首了。她随即给我出主意让我请人悄悄来装修一块新的。怎么可能“悄悄”？郭太太最近天天在家，因为郭家要卖掉这所房子，弄得家里总是门庭若市，不断有人来参观或与郭太太既彬彬有礼又大斧大刀地杀价。郭先生告诉我：他们已买下另一处有五个卧房四个浴室的房子。那么多的卧室浴室的房子在我看来差不多是个汽车旅馆了。不敢想象擦洗四个浴室将是怎样巨大的劳动量。郭太太爱干净，不仅房子外观漆成白色，吩咐我浴室要一块瓷砖一块瓷砖地擦，擦过不但正面看，还要斜下身从侧面看是否光亮才行。郭太太一头应酬着看房的客人，一头还得支使我清扫房内外：不能使任何地方出现灰尘、果皮、纸屑，以及孩子们随穿随脱的衣服，随玩随扔的玩具。别说偷不出空请人来悄悄换下那块碎玻璃，就连偷空让自己不惶恐不紧张，好好想个对策的时间都没有。刚愣着一刹那，郭太太就说：“你干什么老去看天花板？它又不漏！……”
我赶紧将她堵在厨房外，岔开她的视线和思路，免得她真发现它漏了。
“发现又怎样？”严平在电话里鼓动地说：“谁叫她没完没了让你擦地？谁叫她俩儿子那么淘气！谁叫郭先生多事？！……”
自从有回看房子的客人脚上粘了块口香糖，郭太太就吩咐我一天数回地擦地，直到郭先生某天发问：“这样跪着擦地是什么意思呢？”似乎他乍然悟到在他这分颇现代化的家业中竟存在着如此原始的劳动方式。他亲自从车房找来拖把给我，并关照说老跪在地上会把膝盖跪大，一双蛮好的腿就不再好看了。第二天早晨就听郭太太在卧室大声以英文打趣先生：你很会体贴人啊。
郭先生也用英文回她：让人这样干活，你是谁也雇不来的。
我的英文还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坏。我迅速拉扯着两个男孩离开那卧室门，生怕自己一不当心又偷听到什么。
两个男孩前后跟着我要口香糖，我把糖盒藏了。上午有好几批客人约定要来看房，他们这时要口香糖是休想。俩人被我得罪了，便开始捣乱。大男孩带领小男孩往我的拖把上踩。我一早刚给他们换上雪白的棉袜，等着在客人面前露体面，很快就弄得又脏又湿。我不断躲着他们，他们反而从中取乐，越发疯得厉害。当大男孩脚并拢脚，准备往拖把上跳跃时，我猛然将它抽起。只听天花板一响。
我抬眼一瞅，眼泪顿时涌上来。这种玻璃是很贵的，而且若配不上相同的花纹或厚薄程度，整个厨房的天花板都得换。这样的话，我一个月工资大概不够用来赔偿。并且，在我的工资不够抵销赔偿费用期间，无论我过得怎样不顺心，我不能离开这里。这块玻璃成了我暂时的卖身契。这事我得尽快告诉郭太太，因为很快会有参观房子的客人，若让他们发现去告诉她，我罪过反倒更大。轻手轻脚地，我从车房搬了梯子，不料郭太太恰从卧房出来，“你要干什么？”她有点吃惊地问。
“我……我想擦擦橱子的顶上面一层。”鬼知道，自己怎么这样混账地撒起谎来。我明明知道谎言只要一开头，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这时若不承认事实，只好等事实自己暴露；等事实将我置于无可扭转的被动、尴尬局面。想都不敢想郭太太将会恼成什么样。
架上梯子，我爬上去用手探探，看它们是否有可能落下来打破谁的脑壳。
郭太太在客厅问：“要不要我帮你扶梯子？”说着便朝厨房走来。
“不用！好啦！”我将梯子合拢。当我收拾郭先生餐毕的碗碟时，郭太太进了厨房。我一时紧张害怕得神志也不甚清楚了。我等着她惊叫、发问、开罪。一会，她走出来，对我说：“你光着脚试试看，看你今天把地擦得多干净！”她一副心花怒放的样子。
大概被赎罪心理支使，我不仅死命擦地，各处都让我收拾得光鉴照人。她居然没发现破的地方！
这天来看房的客人也没表示任何异议。据说美国人看房偏重厨房厕所，中国人偏重客厅卧房。客人们恰巧是中国人，仅是自我敷衍地往厨房掠一眼。
（3）
我捏着两手冷汗听着最后一批客人热热闹闹地告辞了。这一天我总算蒙混过了关。但事情是不可能蒙混到底的：看房的人不是来看这房子哪里好，而是设法看出它哪里不好。尽管他们嘴上与郭太太亲热，眼睛却一刻不停地上下左右地转，毫不掩饰那苛刻和挑剔。要想让天花板上那么大个破绽逃过他们的眼睛，简直是做梦。
第二天郭先生又看见我趴在地上擦地板，并且比以往擦得更卖力，他不懂了。
“不必这样嘛！你这个样子，我们不忍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