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第五家，十号，住着三兄弟，最小的叫郑小三儿。整条胡同的街坊都拿他来发牢骚骂社会：“当今什么人能发？郑小三儿那号玩艺儿！”十号原先是个两进的院子，住七户，两年前院子归了郑小三儿，他买了。不久就再没见十号的住户上胡同口的茅房，他们一家有了一个抽水马桶。光马桶郑小三儿一月收他们七十块，房钱另算。两年里头，七户全搬了。街坊们当面就说郑小三儿：“你真缺德——人家住了几十年了，末了还是让你撵了！”

    “郑小三儿，像你这号人，政府怎么也不管管？”

    郑小三儿先头还跟他们贫两句嘴，后来碴儿都不搭，用街坊们的话说：“一本正经绷着王八蛋脸。”

    郑小三儿摆摊儿，开铺，跑单帮。胡同里的女孩子问他：“郑小三儿，你什么都卖呀？”

    “啊。”他忙着擦他的“奥迪”，头都不抬，“你好好往我铺里一站，我也卖你。”

    “哎哟！”女孩子们对那两个哥哥嚷“怎么也不管管你弟弟？”

    “我们管他，谁管饭？”两个哥哥说。他俩是郑小三儿的第一总经理和第二总经理。

    郑小三儿知道他得罪不了她们。一喊打麻将，她们马上到。郑小三儿眼里没她们：都跟我一个档次，爱她们还不如爱我自己！他对她们说：“怎么化妆都不行，一看就是一肚子面条。”

    六点整，他穿上“皮尔卡丹”坐进了“奥迪”。女孩子们都瞅着他抽冷气。

    他说：“别拿大门牙瞪我，啊？”

    她们说：“邓小平接见呀？”

    他车出胡同了。从他家的胡同到天桥剧场开车最多十分钟，他绝不肯走路或骑自行车。走路或骑自行车跟他这一身“皮尔卡丹”西装搁一块，就是笑话。与他今晚的出门目的更不对路。他衬衫口袋里有张戏票，是一个全世界最大歌星演的歌剧。今早他坐在抽水马桶上读《经济日报》时猛出了一身汗：他突然忘了这大歌星的名字。

    两个月前天刚热那阵，他铺里进来个女孩。她个儿偏高，有点驼背，穿一件深蓝的T恤，腿上是白短裤。最让郑小三儿注意的是她的脸色——有点脏、旧，因此衬得一对眼睛格外干净。很难见到一个像她这样脸色自然的女孩；自从各种粉底进口，北京街上跑的都不是女孩子，都是“曹操”。这女孩的眼睛也讨他喜欢：一对单眼皮，因为郑小三儿成天买假货、卖假货，他对仿双眼皮、仿高鼻梁实在受够了；来了这么一对单眼皮，他觉得心里舒服得像给熨了一下，摺子都熨平了。

    “要什么，小姐？”郑小三儿问。

    “有商务印书馆刚出的音乐辞典吗？”女孩问。她最多二十岁，嗓音还带那种青春期的尴尬。

    “有啊。”

    “看看行吗？”

    “不过手头没有。”他说。郑小三儿从来不说“没有”，只说：“手头没有”。他能钻营，半天时间就能变“没有”为“有”。最近两天，已经有五个人打听过这部辞典，他都叫他们留了电话，他保证一旦手头有，就通知他们。他的原则是只要有五个人打听一样东西，他就上天入地，找去。五个人都急需的东西，就证明一个潮流到了。

    “就是说您有？”女孩高兴了，眉宇间那点天生的烦躁也消失了。

    “当然有——不就是商务印书馆最近才出的吗？”他说，他拿出那个簿子，让她也留下电话。

    “他们说，要想买到这种辞典，千万别进书店，得往你这样的铺子里跑！”

    “可不是！”他搭讪。听出她在讲到“你这样的铺子！”口气中的不敬。

    女孩子不肯留电话，对那簿子抿嘴笑一下，说：“我过两天再来看看吧。”

    女孩第二趟来的时候装扮丝毫没变，只是胸口上多了一个校徽。她一看书后的标价就说：“高价呀？！”

    郑小三儿说：“不高价我挣谁的钱？”他从不对他中意的女孩让步。

    “你挣了我的饭钱！下月我伙食费都没了！”她说。然后她开始掏钱：连个钱包也没有，左一把右一把地掏了一台面钥匙、硬币。他数出六张十元钞票，她说：“就这些了！”

    “还差一半。”他说。

    “我知道！”她说。在“知”和“道”之间加了个上滑的装饰音。不厌烦。穷还占着优势。

    郑小三儿见她摘下了手表。

    “这表不好，不过表带特值钱！”她说。

    “你明儿来买，保证给您留着。”郑小三儿诚恳地说。

    “这表带不止六十块！……”

    他看着她。她急成这样也不朝他使媚眼。他知道自己不值她的媚眼，她即便有那份媚也轮不上他。他身体瘦小，最近几年的好日子一下子消受不了，全堆积在肚子上；似乎他身体是他的历史而肚子是他的现实，谁也不否定谁的存在。郑小三儿明白她什么都肯给他，除了妩媚。

    “你拿去吧。”他说，准备放弃她了。

    她便拿去了，连六十块钱也没付。他说他不愿搜刮得她一个子儿也不剩；既然卖不了他理想的价钱，他宁可一分钱也不卖。

    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女孩又来了。一来就把一张票拍在郑小三儿面前：“全世界最有名的歌星！唱得棒极了！……你这儿放的是什么呀？母猫叫！”

    郑小三儿心里一股热乎：她来请我看戏！这么一个单眼皮、长腿的女大学生要和我挨着肩坐——并排看大歌星！他一嘴油腔滑调全没了，半天才问她道：“你买的？”

    “买？这可买不着！没听说呀？他在北京一共演五场，全是义演！票半年前就卖完了！现在黑市上一张票值五十块美金！……”

    他不信她的话：值五十块美金的东西没有他不知道，不经手的。但他说他知道。对这类事的知与无知象征着档次。这女孩既来邀他看戏，证明她没把他看得太低，他不能辜负她的抬举。因此在她手舞足蹈介绍这个大歌星时，他带出一丝不耐烦的微笑，抢在她结束一句话之前点头，表示她这番口舌是多余的，他一点也不比她知道得少。他甚至没听她在讲什么，他在想去剧场那天他该穿什么。

    他问她：“我几点钟开车去接你？”

    她说：“不用。我们一大群同学一块去！”

    “成。那咱就瞧戏的时候见……”

    “没准见不着——你的座位在前边，我们都在后边。”

    原来她不和他坐一并排儿。她似乎看出了他垮下来情绪，说：“不许不去；不去你可白活了！”

    他说他肯定去，早就盼着去了。

    她又说：“在北京演完，他还去上海，我们几个都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了……”

    郑小三儿眼一鼓，问：“去上海？”

    “再从上海去广州！”

    他忙点头。他已意识到这类事的疯癫也代表一种档次。他家胡同里的女孩子准不会有这种疯癫。疯不起。并不是钱能决定谁疯得起谁疯不起。

    剧场门口早就没地方停车了，郑小三儿只好把他的“奥迪”停在五百米之外。刚出车门，两个浑身汗臭的男人上来问：“您有富裕（注：“富裕”是北京话，意为“多余”。）票吗？”一看就知道他俩不是看戏的。他俩肩抵着肩，像两个球员在裁判手下等着争球。

    “你给多少？”他逗他们。

    “一百五！”一个说。

    “一百八！”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