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国情。他现在学会悄悄把你的手一捏，或在你脸蛋上飞快拍下之类的偷袭式亲昵。偷袭式亲昵适合这个人口密集的国家，尤其上海。

    他的伤还没有痊愈，脸上的血肿褪了，但还有些柠檬黄和淡紫的淤块，看上去还是斑斓无比。

    他告诉我，从此他不能再回我家了，因为他在从事的活动会给我们带来危险。他那危险人物的目光雪亮地照射我一下，又照射一下前后左右。上海浦东的傍晚已是夜深人静，灯火阑珊。不久我们就坐在渡口的一个小吃铺里，等着大锅里的阳春面。

    我情不自禁看一眼他的衣服。他穿着不太干净的衬衫，裤子的大腿上两摊油亮，是磨损和污垢造成的。就这样一身，那把银行保险箱的钥匙藏在哪里……

    杰克布问我最近过得怎样，是否参加过舞会或酒会。还问我是否碰到了犹太难民中的熟人。他担心那些熟人们是否还活着。自从太平洋战争打起来，难民们虽然每天仍旧得到一顿救济餐，但分量和油水减了许多。

    我随口应答着他，心里有九只猫在抓搔，什么样的机遇可以让我取出那把钥匙。我得像身手不凡的扒手那样两根手指一钳，从他深深的裤子口袋里钳出那一整串钥匙。

    ……我想，你还是回美国吧。他说。你有美国护照，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很麻烦。

    我没有听见他在此之前的话，所以朝他笑了一下。我的笑在他看是相当纯情的。

    想法先去澳门。我可以给你找到路子。到了澳门再去葡萄牙。葡萄牙现在成了欧洲去美国的唯一后门了。别担心钱。

    那你呢？我说。

    我必须在这里。他说。

    你到底在做什么？我问他。

    他看着我，把我的手捏紧。他眼睛大了，又大又黑。成了彼得的眼睛。我撬不开他的嘴，正如日本人的刑具也撬不开。但那眼睛里的恐怖是足够的，足够让他突然崩溃，秘密像血一样被吐出来。

    小吃店的老板和老板娘一看就是几年前从浙江跑反来的难民。他们照应着十几个顾客，但还是给我们额外款待。老板娘从后面拿来长长一条蛇形蚊香，放在桌下。后面一定是他们的住房，大概孩子们刚才还借蚊烟屏障在温习功课。

    我跟老板娘说：请烫半斤加饭酒。

    杰克布加了一句：煮花生和茴香豆！

    我“扑哧”一声笑出来。他的上海话土头土脑，浦东味十足，并且吃懂了土头土脑的小菜。

    其实烫酒是我的计谋。杰克布喝不惯黄酒，半斤酒就能醉倒他。然后我将闪电似的朝他口袋里的钥匙下手。

    一杯黄酒喝下去，杰克布用手掌横抹额头和脖子上的汗。他受不了黄酒的味道，喝得龇牙咧嘴，我不住地笑。

    我说：热的话就把衬衫脱了吧。

    他站起来脱衬衫，短汗衫的袖口露出他胳膊上的淤血，颜色也正是青黄不接。我朝他的两个裤兜扫一眼，初步的侦察完成了。右边那个口袋看起来沉些，钥匙一定装在那里面。我从鞋匠补好的小包里拿出手绢，站起身，走到他旁边。做扒手是要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否则就不可能在一秒钟里做完一整套动作。你得把钥匙掏出来，再把它藏进小皮包。在我的手指向杰克布的右边裤兜伸手时，馆子里七八个人同时停止了“呼啦呼啦”吸面条、喝汤、抽鼻涕的声音，四周一片寂静，我的心跳像是一座巨大的老爷钟，所有人都听得见。

    当然，你肯定猜到了，我什么也没做。一切都是错觉。

    我刚张口想说什么，喘乱了的气息让我喉咙一阵痉挛。扒手是令人恶心的行当。自我厌恶使我一杯杯地猛喝酒。这也是我重复干的蠢事：为了舒缓自我厌恶而灌自己酒，又因为酒醉而加倍地厌恶自己。

    杰克布笑着说：上海是个好地方，容纳了多少像你这样看起来不到二十一岁的酒鬼。（美国法律禁止年轻人在二十一岁之前喝酒）。

    脸上的伤疤使他成了个丑汉。他端起酒盅，传递着丑汉的风情目光。

    我举起杯子说：为我远行美国，为我们在美国重逢！

    他端起豁了口子的土瓷酒盅说：这就好，你是听话的好孩子。

    黄酒有一股泥腥味，喝到嘴里就满口混浊。杰克布一口干了他的酒。他酒醉的第一个迹象是不再喝得出酒好酒歹，什么酒他都喝得兴高采烈。

    我说：亲爱的，我在旧金山等你。

    喝了酒扯谎一点都不难受。

    又一壶热酒上来了。我和杰克布瞪着对方，却不记得谁又点了半斤污泥浊水般的酒。

    我脑子只有一条思路非常清晰，那就是，等酒把杰克布放倒，我可以从容行窃。等我拿到杰克布的护照后，马上带彼得去染头发。最迟三天，我们就在驶往澳门的船上了。

    杰克布现在是七分醉，正是醉得花好月圆。泥汤般的黄酒盛在豁一块瓷的酒盅里，跟“Remy Martin”白兰地毫无区别。酒盅上烧了青花图案：三根兰草叶片，一枝兰花。乡村粗工匠描画同样的三叶一花，描了一辈子，企图把几十万只杯子描得一模一样，而正因为他失败的复制，酒杯才有了一点偶然性，才有了一点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