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门时我和彼得都成了落汤鸡。老板娘是个话剧演员，和彼得母亲是好朋友。她把我们请到楼上，给了我们一人一块浴巾。楼上是老板家三代人的居住地，德国人在住房上从不将就，居然做了一个壁炉。老板娘把壁炉的煤气开关打开，蓝色火苗从水泥塑成的假木炭缝里蹿出来。老板娘让我们烤一烤衣服，体贴地说她不会让人上楼的。

    我们裹着浴巾坐在假壁炉前烘烤衣服。八月哪里是生壁炉的时候？马上便出汗了，彼得干脆打开浴巾，也替我打开浴巾，身体和身体两小无猜，这种无邪和坦荡，只能在我和彼得之间发生。

    他把一条手臂伸平，让我的头枕上去，又拉起我的腿架在他的腿上。我看他一眼，他就回我一眼。世上也一定有两个彼得·寇恩。我指的不是名字，而是跟我紧密相依的这个形骸，里面包藏着两个彼得。两个彼得有一个是我熟识的，另一个是在夜里乘船去乡下收购粮食的陌生人彼得。现在的彼得宽肩细腰，两腿又长又直，坐着立着躺着，都是出污泥而不染，很难看出他跟另一个精明强干、一不做二不休的彼得共处。我想象那个陌生人彼得，挽着裤腿，一脸霸气，跟卖粮的农民们一斤一两地杀价，然后像所有走私者一样，趁夜色顺着臭气熏天的苏州河返航。再往后呢？让我感到最艰难的，是在脑子里看到这样一个彼得：他看着满街排长龙抢购粮食的人们按兵不动，同时狠狠地想：这个国家哪还是个国家？是个活地狱！让我别看见他们吧，让我离开这些臭烘烘的街道！

    彼得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没想什么，衣服好像快干了。

    他佝身探出手，试了试搭在壁炉架子上的衣服。我忍不住又去看了看他的手。我有一个古怪的毛病，就是喜欢看人家的手。顾妈告诉过我，手的形状很说明问题，手又大又长而指头不尖的人，往往为人温厚。这就是彼得的手。但手的动作往往又演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彼得现在的手远远比过去有力，主动，是派用场的手。在卑琐的事，缺德的事，高尚的事上都能大派用场的手。

    这手比他的脸和身体要年长成熟，甚至憔悴，带着苦相，似乎在大太阳里劳作了半生。我不在意他在太阳下劳作，我甚至不在意下半生和他一起在太阳下劳作，但让我吃惊的是我看出这手有点心狠手辣的劲头。

    这手可以把收购来的粮食严实存放，价钱不飚到他那远大的理想，绝不手软。

    彼得这时又看我一眼。

    我也侧过脸，好好地看他一眼。

    在生意上手软就做不到完美至极。不登峰造极的事有什么做头？那是我和杰克布这种甘居三流的人之所为。彼得弹钢琴弹到了极致，他的极致并不是音乐的极致，这不怪他，天生的元素挡了路。可怜的彼得！他哪知道随心所欲，随遇而安是什么东西。做一件事，他必定让自己“爱做”。在他父母那里，爱不爱做某件事，要紧吗？“我爱做！”或者“我不爱做！”爱是多么轻佻肤浅的玩意儿，尤其跟责任相比。

    我的父母和杰克布父母，都企图这样改良我们，磨炼掉我们动不动就“我不爱做”的性子，我们是难民，寄居人家的国家，你还动不动使性子：“我不要……我不爱……”

    等我真正爱上舞蹈，想六根清净好好跳舞时，我父母对十二岁的我说：跳舞能跳来饭吃？我从小是个糟糕的孩子，被所有人吼骂，你做事情就凭兴趣，做得好吗？！后来我想，做事情凭兴趣难道不是最正确最自然的？没有兴趣哪儿来的生命？人类（以及所有生命）不就是起源于一雌一雄的兴趣？

    彼得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父亲、我伯伯们、我姑妈们的理想。这是我们中国人家认为最拿得出手的晚辈。我的面颊贴在他光洁的肩上，优美的江洋大盗，千万别在做成一笔缺德丧良的漂亮生意之前就吃了日本人的子弹。

    我问他生意怎样。他说不错，不过还应该更好。我求他说，别“再好”了，再好他就要让日本人和汪伪政府不舒服了。

    他安慰我，说他不必出面，手下有个叫阿立的中介人，帮他办所有会惹祸的事。

    他要是再涨米价，连自家都要喝青菜汤了。我笑起来，告诉他我家顾妈天天诅咒的正是他这种人，有时我也跟她一块诅咒。他说我该诅咒希特勒。我说希特勒我当然不放过。

    他站起来，跪在我对面，两只手掌托起我的脸颊说：May，做了这一笔，我保证不再做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不高兴。

    我说：我没什么不高兴。我又不是什么天使。

    他严肃起来，还有点烦恼，叫我闭嘴。他不许我拿自己胡扯。

    原来他真以为世上有天使般的女孩子。把我当成天使般的女孩，太误会了，正如他在我心目中做理想一样，做他心目中的天使也受不了，要大气都不出，离人间烟火远远的。

    至于我们两具风华正茂的身体，现在要收藏到衣服里。好事情是值得等待的。我们走下楼，穿着半干的衣服，外面风大雨大，老板娘朝我们投了一瞥知情人的目光。

    我们点的菜上来了，老板娘低声跟彼得交谈了几句话，给我们送来两杯甜味德国葡萄酒。她请客。

    老板娘用带德语口音的英文悄声说，今天有几个犹太人给抓起来了，抓得神不知鬼不觉，但显然是日本人干的。因为“终极解决方案”被他们捅到上海犹太人的最高宗教领袖的会议上去了。老板娘说完便忙到别处去了。

    我问彼得，他估计日本人会怎样处置那几个犹太人。

    彼得神不守舍地沉默着。

    我拉了拉他的袖子：彼得？

    他“嗯”了一声。

    我说日本人会不会枪毙这几个犹太人？他说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这样一来，会不会刺激梅辛格这个屠夫马上动手。反正消息走漏了，不如趁早动手。彼得与其在跟我说话，不如他在跟自己商量，做推断。

    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几个被日本人抓获的犹太人中间，有一个是杰克布·艾得勒。他那一阵忙得事情特多，但主要就是忙着探听“终极解决”何时实施，忙着把这个大阴谋披露出去，让美国的举足轻重的犹太人参与干涉。就在我站在犹太会堂门口满心甜蜜，等待彼得时，他和罗恩伯格还有其他人突然闯进了一个有犹太大拉比梅厄·阿什肯那齐主持的萨巴士。那个萨巴士聚集了最有话语权的几个社区领袖，影响波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犹太社区。而就在我和彼得坐在壁炉前，两情相悦时，杰克布正在被拷打。

    这时我跟彼得说，再也不能等了，应该马上联络潜逃澳门的船。

    他神不守舍地看着我。我想他一定在想他的父母怎么办。假如他逃走，把他们留给屠夫们，他剩下的半生怎么过。

    彼得还是看着我。没错，这是一个人一生所要做的最残酷的选择。换了我，我也会这样看着桌子对面的那张脸，神不守舍。

    彼得问：一旦到了澳门，肯定能去美国吗？

    我说：肯定。

    你那么有把握？

    我拉住他憔悴的手。

    他说：现在你还不告诉我吗？你的把握到底来自哪里？

    他的眼睛怎么会这么大这么黑？这样的眼睛表达无助和恐怖多么合适。我不要彼得这样无助和恐怖，我脱口便说：什么都别问，等上了旧金山的岸，你拿着我给你的护照，就行了。

    什么护照？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