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石襁褓中，他没有多大自主权却绝对没有忧虑。他习惯让父母去忧虑，习惯让母亲告诉他：穿这件大衣吧。配这条围脖吧。来，再弹一小时钢琴，然后上床去听半小时“临睡前童话广播”。

    彼得转过身，新衬衫塞在他的西装裤里，束出一大堆褶子。他比头一次见面要瘦得多。西装裤臀部松垮，被坐成两块油光闪亮的椭圆。他再向我转成正面，两手往裤兜一插。他一定是这样看着他母亲的：只要你说好看就妥了。

    我说：很好。我当然是撒谎。

    他笑了笑。等着我的下一个指令。

    他这种金子堆大的孩子有一种奇特的无能。或者说毫无世故。彼得这时已经把操心的特权给了我：什么求职、衣食住行之类的琐事。不知为什么，他这种无能和不世故让我的心软了又软。二十岁的女郎常常混淆各种内心感受，比如这会儿的心软，在我看来就是爱。也许是爱吧。谁也不能界定真爱是什么。

    彼得比我年长五岁，而他那大起眼睛、倒八字眉的无邪和无能，让我感到自己刹时老练起来。要为他操的心多着呢。在菲利浦面前，就要为他见风使舵。菲利浦的儿子弹钢琴弹得不错，为菲利浦这样的阔佬装装门面足够，但阔佬不满足门面，他要儿子成个钢琴独奏家。

    没等我说话彼得已经开口了。他用缓慢而字正腔圆的伦敦英文说：我以为是教初级或中级钢琴。

    我敢说只要菲利浦一摊手：“看来误会了。”彼得会立刻放下咖啡杯，从仿路易十六的丝绒沙发上站起来告辞。

    我说：彼得连初级学生也没教过。在奥地利他只是每个夏天参加独奏音乐会。要不学费可不止这么一点（一堂课三块钱）。

    以上的谎言我是用中文说的。彼得是否独奏过我不清楚，我的任务就是要花言巧语把彼得推销给这个阔佬。

    噢，你是弹独奏的？菲利浦转向彼得。万幸他的英文是桥牌桌上练出来的，一不用心就听错，彼得转过脸看我。我当然坚持把谎撒下去。我的第一语言是客家话，第二语言是广东话，第三语言是英语。上海话要排在第五位，它前面还有普通话。上海话用来撒谎很好，似乎借了别人的语言，说什么都不必自己负责。

    菲利浦雇用彼得也图实惠，彼得满口英文，可以给他儿子做语言陪练。这英文是不必花钱的。

    彼得非常敬业，从难民大宿舍的室友那里借来高年级练习曲，熬了几夜把谱子抄下来。大宿舍二百多号人（传染病之后减了员，但又有三个女人做了母亲），十八般武艺七十二行当，彼得很快请教到如何给菲利浦儿子授课的方法。他每天跑步上课，学生从五岁到三十岁。那个三十岁的学生是位姨太太，不知听谁说弹钢琴可以预防老年性关节炎。她的母亲得了关节炎，对她来说是巨大悲剧，因为她的手指连翡翠马鞍戒都不能带。

    那是我和彼得最好的一段日子。我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别忘了：合适我的工作不多，不能打钟点卡，又要边干活儿边做白日梦），所以我整天陪着彼得给他的学生们上课。

    他那个五岁的学生刚刚起步，彼得一个示范要做十多遍，第十遍跟第一遍同样认真。语气也同样一丝不苟：“Once again，please。”

    我总是把椅子搬到一个能看见他侧影的角度。我喜欢在他完全忘了我的时候看他的侧影。他一认真起来就把我完全忘了，这正是他最好看的时候。他的精神全部凝聚在目光中，因此样子有点狠狠的。你可以看出他会有神经质的时候。他的温良不是无条件的。

    他会说：还是不对，亲爱的。

    他批评人的时候总要加上个“亲爱的”。而在夸奖人时语言朴素。或许他的母亲就是这样批评他。要么就是他的钢琴老师。他的童年不太好玩儿，要完成父母一个又一个教育规划。对音乐、骑马、网球的好恶在他出生前就被决定了。他的“不喜欢”已经预先被否决了。不喜欢？没关系，谁都一样，都从不喜欢开始。有益于你的东西都不好受，当然你不喜欢。犹太孩子首先得习惯不好受的事物。

    我看着彼得的侧影。厚厚的卷发压着他高大的额头。所有的长辈都要他好上加好；光是功课好不够好，还要样样都压过你的亚利安种同学。他们的国家，他们是主流，要跻身主流，你只能比他们的修养更好，档次更高。因为你起点不同，你是从一个被他们看得很低很低的起点走出来的，你只能走得比他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