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体那点单薄的温暖，渐渐渗入了我的大衣，我身体含混不清的弧度，也渗到了包裹我的这层粗糙毛料之外。他什么都知觉到了。他的知觉触到了我左一层右一层的包裹，触到了我肌肤的质感。这样，我感到那股深深的暖流在我身体底部波动起来。我和他都一动也不敢动，成了两只如临大敌的小兽，一动便会引得埋伏在近旁的庞然大物朝我们猛扑而来。他有股清苦的、类似药草的体嗅。
他说：王阿花要去一趟西部？
我说：嗯。海青很想念她，又不舍得少挣一大笔钱。
我浸泡在他药草一般苦香的体嗅中。
他说：感觉上你跟她挺和得来。
不是感觉上。是事实上。
她和你什么都谈？
什么都谈。
里昂略略闭了一会儿眼，像是在脑子里换一幅画面。我搬到王阿花那里去住，里昂只来过两次。头一次是帮我搬家。另一次是送一块地毯，从跳蚤市场买的。他告诉我们地毯是为保暖的，也为防滑。一年四季穿木屐的王阿花带了身孕，是不该走在光板子水泥地上的。王阿花当着我的面吻了里昂一下，表示领他的关爱之情。她的吻安静极了，多么短暂也让我感到它的深切。
里昂说：她叫我去住。她说你一个人住那么空荡荡的大房子会害怕的。
我怎么会害怕？我什么时候也没怕过——中越边境打仗的时候，我背的一个伤员死在我背上，到了野战医院……
你跟我讲过这事。我知道你不会害怕的。
我不说话了。里昂明白我真正害怕什么。因为他怕的是同一件事物。那件事物是我们不能正视的，就像我和他的脸必须稍稍错位。
这是间更小的房间。暖气无法流动，凝滞在这里，膨胀、发酵、渐渐地，这间牢笼般的小屋小得盛不下里面的气息。我开始闻到便衣福茨腋下的除臭霜气味。以及他的克隆。克隆的香味也在膨胀，被我吸进体内，又被我呼出来。同时也被理查自己吐纳。在我们的对话进行到半小时左右时，克隆素净的香气变得荤腥起来。在这越来越油荤的空气里，我觉得困乏难耐。
“这个人有过犯罪记录。”
“你说里昂？”
“是的。他十九岁差点儿用刀捅死一个人。”
“噢。”
“他还有过偷窃行为。”
我因得连眼皮都眨不动。因得连惊讶都惊讶不动了。里昂跟我讲过他的两次被捕。但他清秀单薄一个人，怎么杀得动人，倒让我有点意外。
“你不打听他为什么跟人动了刀？”
“为什么？”
“为一个女孩子。一个意大利女孩。”
“噢。”那就对了，这才是里昂干的事。
“他十四岁就跟这个女孩子私奔了一回，被女孩的家长追回来了。十九岁他险些杀的这个人，你猜会是谁？”
“是谁？”是那女孩的哥哥。里昂发现她的哥哥是他的情敌。这位哥哥把妹妹做性玩偶，一玩十多年。
“你好像兴趣不大。”
“是吗？”
“你不想知道他的劣迹。这证明什么？”
“证明什么？”
“证明你对他颇有好感。他偷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是一辆卡车。里昂为了给王阿花运一棵他自己伐的圣诞树，想连夜用完卡车就悄悄还回去。那是他和王阿花共度的第一个圣诞。
“你们中国人对偷窃行为非常痛恨。一般贫穷国家的人都不能容忍偷窃。”
“可能。”我用鼻孔打了个长而深的哈欠。
“你跟那个里昂的同居，是哪天开始的？”
“我和谁同居？”
“里昂。他是叫里昂吧？”
“我和他同居？！”
我困得辩解不动。他用的是个欠恭敬的词，更贴切的解释应该是“奸宿”。对他用这样的词在我和里昂的关系上，我应该扇他一耳光。可是我实在太困了，肯定是扇不动的。当然我真扇了他，后果就大了。我想我是不是该用阿书跟他的事来回敬他。我断定阿书跟他至少有奸宿的交情。因为只要阿书讲到谁不再满口野话，她与他便是果真野起来了。但我真是困乏得厉害；人困乏到这种程度，对所有的事都懒得计较，都懒得去以正视听。若我不这么困，我会冷冷地请他把“奸宿”这样的词收回去。说不定我还会跟他做些解释，我和里昂究竟怎么了。
“你从那对神职人员夫妇家搬出来，原因是什么？”
“原因？没什么重要原因。”
“那么，次要原因呢？”
“次要原因就多了，一时半会儿说不好。”
“嫌房租贵？”
“是一方面的考虑。”你不就想要我承认，在牧师家我跟里昂“奸宿”起来不方便？
“你的前房东对你怎么样？”
“好极了。”我一直被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看成顺水漂来的孩子。长此下去，她非累死不可。我偌大个人，要把襁褓中的角色好好扮演下去，恐怕也够我累的。比我单纯、美好一百倍的牧帅太太，整天想的、做的，就是呵护我这么个出生入死过的、一不留神就撒谎的人。这可太让我过意不去，太让我暗地里臊得没法活。牧师太太对于真实与谎言的理解是写实的，而我，是大写意。一天，她若发现撒谎在我这里不叫撒谎，叫“图方便”，或叫“曲线追求真实”，我在她眼前会立刻摇身一变，从“孩子”变成个怪物。“他们对我，可是好得不能再好。”
“据说那个教友捐助活动，挺成功的？”
“很成功。”我现在这双尼龙踏雪靴，就得自那个捐助晚会。它们比我的脚大两个号码，但那很好办，牧师太太给我在鞋尖里塞了两大团药棉。整个晚上我都在讲述我童年的故事。有关粮票、油票、肉票的故事，有关我和一群孩子早晨五点去抢购八分钱一斤的猪骨头的故事。我还讲到我们这些孩子如何希望吃到芒果，当有人告诉我们远郊有几棵奇特的幼树是芒果树时，我们总是步行十几里路去浇灌它们；当我们听到芒果树如何金贵，必须用糖水或蜂蜜去浇灌才会结果的神话时，便献出每月每人仅有的那点定量砂糖……我讲到那个夏天，我们终于发现幼树上结出的玩艺儿是毛桑果时，两个老太太竟为我们失望地落了几滴泪。等我把我所有童年故事讲完时，百分之八十的女人们手里都出现了面巾纸。她们遥远地为一群中国孩子流泪，为他们没有生日蛋糕，没有大包小包的圣诞礼物，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