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握？”
“当时我不怀疑。”
“噢。”所以你的便衣同僚们就去找刘先生的别扭。把一个充满小布尔乔亚情怀的刘先生监控起来，让他在你们的望远镜焦距中行走和活动，在你们的窃听器磁带上谈公事和谈文学诗歌戏剧以及谈恋爱（刘先生在美国迫害**分子最激烈的时刻爱上了他的女学生），在你们的档案柜里荣幸地跟福克纳、海明威、赛珍珠做邻居，在你们的拘留室里头一次体验男性对男性的性袭击。“现在你还这么认为吗？”
“现在……”他的大脸蛋一僵，心想：怎么就轮到你来盘问我了呢？“你当时上战场有没有畏惧感觉？”
“有啊。”我挎着“五四”手枪，军装口袋揣着特别通行证，它能让我在登上任何一列火车时将它往列车长眼前一晃，说：给我弄个卧铺。那种“老子上前方打仗”的耀武扬威感觉还是挺棒的。
“有畏惧感就证明你潜意识里有反战情绪。”
“噢。”
“你认为你有反战情绪吗？”
“我倒不反战。我比较讨厌那一大群采访者。他们到了野战医院就把好吃的都吃了，好喝的全喝了。”
“都是些什么采访者？”
“什么采访者都有，冒牌的也有。”
大脸蛋倏然向我面前凑近一些。
“你是指冒牌的？那他们真实身份是干什么的？”
“他们真实身份是观光客。他们上前线是去观光的。”
他认为我态度不够严肃。或者俏皮得不是时候。
“你不认为他们中间有些是情报人员？”
“不会。”
“为什么？”
“智商差了点儿。”
“哦？你们中国什么样的智商可以做情报人员？”
“不太清楚。”反正你这样老跑题肯定不行。
“你认为你的智商够不够呢？”
“够什么？”
“够情报人员标准。”
“大概不够。”
“你很谦虚。”
“哪里。”
“你一共在前线写了几篇所谓的报告文学？”
“写了十来篇。”
“全发表了吗？”
“没有。”
“全没被发表？”
“没被全部发表。”
“哪一类的没被发表？”
“比方有这么一篇：一个年轻士兵是个孤儿，十九岁，他是他的老丈人把他养大的。他老丈人指望他到部队出息出息，见见世面，混成排长连长就回去娶他女儿。结果他上前线第三天就给地雷炸伤了。伤得没法娶他老丈人的女儿了。”
“为什么？”
“他反正是没法让女人生孩子了。”
“……噢，我说呢。”
“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他对不起把他养大的老丈人。后来他就服了一百多粒安眠药。他在前线表现得非常英勇，是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
“你专门写这种事？”
他靠回到椅背上，觉得我若说的是实话，那可没什么劲。
“我对这种故事比较有兴趣。”
“为什么？”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我这个美国动作做得够不够纯正。他端起纸杯子，喝了一小口水。他想这个女人大概没什么审头，她没干过几桩上台面的事。这回轮到他偷看一眼手表，轮到他觉得日子难熬了。
“圣诞节真是很累人的一桩事。”他说。
“没错。”
“你们在中国过圣诞节吗？”他开始清理桌子，准备下班。
“现在时髦的年轻人都相互寄圣诞卡片什么的。也有人会弄棵圣诞树。”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在北京一块儿去的那个圣诞晚会，有圣诞树没有？”
这小子原来很阴险。
“我没有跟安德烈·戴维斯一块儿去过圣诞晚会。”
“那你和他一块儿去了哪里？”
“我在北京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世上有个叫安德烈·戴维斯的美国外交官。”
“难道我记错了？你不是说过你们是在北京认识的，是在一个很大的圣诞晚会上？”
“我没有说过我和戴维斯在北京见过面。”
“那你说过你们俩在哪里见的面？”
这个表面憨厚的家伙绝不像他看上去那么弱智。他把我脑子搅成了一锅糨糊。我一时竟想不起我曾经说的是实话还是谎话。不过根据我对自己的了解，我当时多半讲的是谎话。可我的谎话我现在要背诵不下来，事情可能对我不利。
“我们当然是在美国认识的。”
“在美国什么地方？”
“我到现在都对美国地理很无知。何况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是在马里兰州？”
“直到现在我都分不清马里兰州和密西根州有什么不同。”
“但我敢打赌你能分清马里兰州和北京。”
“没错。所以我一再告诉你，我跟戴维斯不是在北京认识的。信不信由你。”
“你上次说你和戴维斯是在马里兰州一条公路上相遇的。”
“直到现在，美国所有的公路在我看都一模一样。”
“印第安那和弗吉尼亚的公路，也一模一样？”
“啊。”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你和戴维斯是在北京认识的。”
“不会吧。”
“你意思是我们不会了解这情况？”。
“我的意思是我并没有在北京认识戴维斯。”
“也许你不认为那叫‘认识’。‘认识’得要点时间。是不是？”
“在中文里，认识就是认识。认识属于直觉。”
我开始在他脑子里搅糨糊。
我见他嘴巴一动，恐怕他又想在我们俩之间做思路向导。我忙大声说：“你懂‘悟’这个跟禅有关的字吗？”他嘴又一动，我忙着再次截断他：“等你懂了‘禅’中的‘悟’，就对我刚才讲的‘认识’没太大问题了。时间到了，我得马上走。我的教授跟我约了六点见面，他得给我的期终作业提修改方案。再见。如果我们在圣诞前不再见面，那么我提前祝你和你的全家圣诞快乐。圣诞到新年期间，我要离开芝加哥，所以也在这里提前祝你新年好。不必送了，请留步。”
我走了很远还在想我那二十响连发的道别和道贺。大块头便衣瞪着眼看我动作和嘴皮子一样麻利：穿衣、戴围脖，背上几十磅重的书包，脊梁领路飞快地退出那间审讯室，退出了长形的办公室。
回到牧师家，我看见牧师太太的留言，说她写了封信给我，已经搁在我卧室里——她从我房门下面的缝里塞进去的。
我当然明白那是什么信。撵房客这类事很讨厌，常常要伤和气。常常有一堆账要清算，而清算往往是靠扯皮来完成。扯皮就免不了两败俱伤。对于温厚的牧师太太，这样的事非常难为她。她知道不管我实质上多么厚颜，但表面上还是含蓄、柔弱的礼仪之邦女子，她花些工夫把话用电脑写出来，这样事情变得婉转不少。我想，既然是这样一封信在我房里等我，不妨晚些回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