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张爱玲这一段话，原是写在一九四六年再版的《传奇》前言中的。四、五年前被著名评论家、哥大教授王德威在他那篇评论苏童、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一文里引用过以后，已在当今众多关于中国社会的"世纪末"现象讨论中成为必被引述的、"定义性"的文字了。你信中说张爱玲"前卫"，在世纪的中叶就点透了末世的"荒凉"，确是"前卫"之至了。张死之时恰值"世妇会"在北京召开，谁又着意研讨过，张爱玲这位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女性作家，早在五十年前便高张过的"女性意识"呢？出身满清官宦世家的张爱玲，对朝代更迭之间一个古老文明的走向毁灭，有一种逼在眉睫的恐惧，更有一种洞烛机先的预言。今天一般人印象中的张爱玲，容易把她归入"闺房作家"一类。写庸常男女之间的勃蹊，大的悲愁之下的小计算，她确是落笔精微而处处生彩的。但张爱玲笔锋间常有的一种史笔，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人间世"的况味，一股犀利逼人的须眉大气（对不起，这个字眼太"男性中心"，一时想不到更合适的），却容易被人们忽略。
读《倾城之恋》，范柳原指着海边那段斑驳的灰墙说的那段话："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侯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傅雷曾称赞道："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同见上引傅文）。在香港轰炸的夜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一片荒芜废墟间拥被渡夜，这堵墙的意象再一次出现。有了这堵墙，张爱玲在白、范各怀心绪、缠绵悱恻的爱恋纠葛中便托出了一个大的背景，使得终篇那段"伟岸"的文字有了依托："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下去。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忽如奇峰突起而又举重若轻，文气至此陡见天苍地白却又嘎然而止。让人读来一唱三叹，真是过瘾无比。顺及，张爱玲爱听戏，特别爱听粗厉狂野的西北高腔"蹦蹦戏"，这恐怕是出乎一般人想象的。读张的小说，其峰回路转、疏密张弛的节奏韵味，是很让人有听老京戏中言派老生、程派青衣一般的享受的。
张爱玲与左翼文坛的一段公案
张爱玲一再声明过她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她的稍具"政治倾向性"的作品《秧歌》与《赤地之恋》均非上乘之作，她自己也屡屡表示不以为意。但仔细读来，那些写于刚刚逃离"解放"劫难的文字，不过是她一贯的对"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政治的还是哲学的，总未免使人嫌烦"（《烬余录》，四四年），作一次文学上的明确拒绝罢了。这与她在小说走红的当时，便对"高高坐在上头，手执鞭子的御者"的"理论关怀"的拒绝是相一致的。张爱玲是一个最不愿意接受"指导"的人，同时又绝对无意为任何党派、人群作代言。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把张视为一个"**作家"，不管是出于善良的用意还是贬损的目的，都是对张的曲解和低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张爱玲没有政治的触觉，没有时代性的视野，没有大的关怀。她从白流苏、范柳原"精刮"的爱情纠缠里，一下子就敏感到"惊天动地的大变革"了；她在四五年写过一首题为《中国的日夜》的诗，放在《传奇》的最末篇，不长，不妨引于下："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丁的彩云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谯楼初鼓定天下；／安民心，／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沉到底。......／中国，到底。"这首诗在当时读来一定是晦涩的，在一片"光明前途"的包围之下，张爱玲对于中国"沉到底"的毁灭预感并没有明言，今天看来，却是清晰无比。
在日伪沦陷区的上海，张爱玲忽如一颗文学慧星骤然照亮当时寂寞的文坛，曾引起过左翼文化阵营特别而善意的关注。上引的傅雷文章便是其中之一。傅雷（以及柯灵、夏衍等人）等人出于当时"进步阵营"的道德感与责任感，甚至曾经为张爱玲"设计"过她的文学道路，比如"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等等（见柯灵《遥寄张爱玲》）。张爱玲则一直用一种委婉而决断的方式，对这种"关怀"表示敬谢不敏。今天对照着重读张爱玲回应傅雷批评的那些文字，你不能不承认，年轻的张爱玲在当时对于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与文学的定见上，实在又比苦口婆心劝张写"英雄"、写"悲壮"的傅雷，要深刻、明彻许多，完全是站在另一种人性高度、在另一个话语层次上去思考问题了（客观说来，傅文在左翼文评中，则又算是极难得的温和恳切之作了）。我甚至怀疑：当时"关怀"张的左翼作家们是否读懂了张文都是一个问题，因为据柯灵《遥寄张爱玲》的看法，认为张的"随笔"不着边际，"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很不礼貌"。实际上，张爱玲这篇《自己的文章》，不但写得礼貌而且大度，是一个成名作家坦诚剖白自己的文学观与人生观的严肃文字。只不过，她对"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的认识；她对"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下去，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的观感；以及她那句关于人性的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天才梦》）与当时左翼阵营那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式的高亢调门，实在显得太"不搭调"就是了。
在渺无人迹的葬礼与急管繁弦的寿礼之间
今天回看张爱玲与左翼文坛的那段公案，你真不敢设想，如果张爱玲当日接受了左翼前辈们"发自内心"的"关怀爱护"，把小说集《传奇》诸文压到"开明书店"的箱底，以待"河清海晏"再发表，会是怎样"恐怖"的一种结果。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张爱玲"一定已经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张爱玲了，甚至也不会是丁玲（丁玲的经历就够"恐怖"的了），今天回看张爱玲与左翼文坛的那段公案，你真不敢设想，如果张爱玲当日接受了左翼前辈们"发自内心"的"关怀爱护"，把小说集《传奇》诸文压到"开明书店"的箱底，以待"河清海晏"再发表，会是怎样"恐怖"的一种结果。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张爱玲"一定已经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张爱玲了，甚至也不会是丁玲（丁玲的经历就够"恐怖"的了），恐怕光凭"爱穿奇装异服"一条（更别提"汉奸文人"了），就足够让她"背过气去"好几回。连当时翘待"河清海晏"的柯灵日后都感叹："张爱玲留在大陆，肯定逃不了（文革），完全没有必要作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为此代她庆幸。"（同见《遥寄》文）只是这"无谓牺牲"一语，实在有几分滑稽。
重读张爱玲，还让我再一次确认了自己向来的固执：在艺术范畴，形式永远大于内容、高于内容。"主义"是没有意义的，"个性"却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当年傅雷对张爱玲一片苦心的开导规劝，关于"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关于"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关于"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等等，都不能不说是言深意确之语。但是，我又深自庆幸张爱玲的我行我素，从一开始就答曰：ＮＯ！一而贯之地那么"技巧"、那么"狭窄"、那么"词藻光芒"地写着，活着。多少年过去，今天谁能说，文学中与人生中的张爱玲，缺乏"深度"与"实质"呢？深度已经内化在"张味"十足的形式（包括生存方式）之中了，而"张味"也早已成了张爱玲小说的"实质"本身。从"正确"与"不正确"的角度去讨论文学是笨拙的。且不说，那些内容一贯很正确的作家与作品大多都是一些乏味的写作，今天早不知消散到哪里去了；同理，有些内容"正确"得让人乏味生厌的作品，设若形式上乘，便仍有可能具备高于内容的美感魅力。文革样板戏中今天仍让人朗朗上口的那些唱段，片段，即是一个例证。--形式就是这么一种古怪的、"不好惹"、"大不吝"的东西。由此，回看今天大陆文坛上对于王朔小说、《废都》、《白鹿原》等等的讨论，也许有助于我们多增添一点别的除了"正确"之外的视角与眼界吧？
借用余英时先生评论史学家陈寅恪的句法：陈寅恪，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个"文化的遗民"；那么，张爱玲，则是现代中国一个世纪的喧嚣华丽风流云散的寓言了。在张爱玲以刻意选择的孤寂方式死于他乡异国的同时，北京正在为另一位同样可作"世纪证言"的女作家冰心大张旗鼓作华诞祝寿。虽然张爱玲早已说过："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我看苏青》）今天一般读者不知为何方神圣的"才女"苏青，早已焚身在一片"正确"的革命烈焰之中了；这种不期而至的张－冰"比较"--在渺无人迹的葬礼与急管繁弦的寿礼之间，竟然逼肖张爱玲嗜读一生的《红楼梦》中的"钗、黛"终局，则仍旧涓涓漏漏渗出了世纪末的"荒凉"况味。--忽然觉得秋肃逼人，还是不要往下写了吧！
苏 炜
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
一个"举国欢腾"的日子
于美国新泽西【作者简介】 苏炜，文学评论家。曾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教于耶鲁大学东亚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