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制约着他的感觉和想象方式，他的叙述和文字风格。

    当然也有一些优秀的作家能够突破这套想象的限制，鲁迅的《孤独者》，沈从文的《边城》，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但在总体上，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却正是这套想象日益弥漫的历史，是它不断地排斥和压抑异己，将越来越多的作家牵引入同一条窄道的历史，也是它不断地影响读者和研究界，从接受的一面强化这种排斥和牵引的历史。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那些面目彼此酷似的文学史著作，就触目地体现了这一点。

    这就是在七十年代末，沈从文和张爱玲们的“复出”会获得那么热烈欢迎的原因。特定的政治使现代文化的那一套文学想象的某些方面恶性膨胀，这种膨胀已经将社会的文学创造力窒息得奄奄一息，在这样的时候发掘出《边城》和《传奇》这样充满生气的作品，人们当然要觉得兴奋了。读者的口味越是被《金光大道》之类的作品败坏无遗，沈从文和张爱玲就越能赢得他们发自内心的喜爱。不仅如此，与其他的“出士文物”相比，张爱玲似乎是与那一套主流文学想象距离最远的一个。沈从文内心也深埋着悲观和忧郁，他并不相信所谓历史的进步，在这一点上，他正和中国的现代文化格格不入。但是，他的悲观却常常还指向历史的变迁，指向人性的发展。在骨子里，他关注的依然是那套主流的文学想象。张爱玲就不同了，她非但对人生怀有深深的绝望，而且一开始她就摆出了一个背向历史的姿态。她写人性，却绝少滑入揭发“国民性”的轨道；她也有讽刺，但那每每与社会批判无关；她似乎是写实的，但你不会想到说她是现实主义作家；她有时候甚至会令你记起“控诉”这个词，但她这控诉的指向是那样模糊，你根本就无法将它坐实。与沈从文相比，她的写作显然更富于个人性，她没有沈从文那么多的牵挂，她可以全神贯注于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细致感受，她的表情是那么平常，在这一点上，连萧红都比她不上。而今天，整个社会正处于价值空虚日益深重的状态，中国现代文化所提供的种种社会、政治和文化想象，已经招致越来越广泛的怀疑。人们普遍对历史、社会、道德、进步、革命之类的大事情失去了兴趣，而愈益珍重自己个人的具体的生活。在这样一派消沉的精神氛围里，张爱玲自然会特别引起广泛的共鸣，书贩们将她的文集与形形色色的休闲书刊并列在一起，正凸现了这份共鸣的病态的一面。她更为置身于这种氛围的年轻的作家们，提供了背向历史的写作榜样，也就自然会引来众多的摹仿者了。这些摹仿者未必能领会她作品中的无以名状的悲凉，但可以学用她那样的兴致盎然的笔调来咀嚼日常的生活，这样的咀嚼或许可以使作家和读者都感到心安，在经历过信念破灭的大惶惑之后，他们感觉自己重新踏着了坚硬的地面。张爱玲笔下的那份琐碎平常的诗意，正为人们坚守这个感觉提供了有力的理由。

    倘就艺术创造的整体分量而言，张爱玲自然是远不及鲁迅的，也及不上沈从文。但是，我们置身的这个“文化偏至”（鲁迅语）的时代，偏偏格外要成全她。这自然是她的幸运，但却未必是她那些摹仿者的幸运。在《倾城之恋》的结尾，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话：“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是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倘我也以这样的思路来理解世事，那或许就可以说，这一段话也同样适用于张爱玲。

    一九九五年九月上海（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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