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到美国时，她的好朋友炎樱已经移居美国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了，张爱玲一到纽约就与炎樱在一起，仿佛当年同在上海似的。

    炎樱认识的一个朋友在纽约职业女子宿舍住过，通过这个朋友的介绍，张爱玲就暂时住进了这所由纽约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救世军是基督教新教办的社会活动组织，常在下层群众中举办慈善事业。纽约的救世军是救济贫民出了名的，这里几乎成为贫民收容所。

    这个职业女子宿舍临时收容了许多贫民、孤儿、酒鬼、无赖，又脏又乱，餐厅里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作中尉、少校，代斟咖啡的是常醉倒在包艾里（The Bowory）的流浪汉，有个小老头子，蓝眼睛白蒙蒙地，有气无力地靠着咖啡炉站着。连住在这里的年轻女孩子们提起来也都讪讪嗤笑。张爱玲混迹于这些人中，真是不习惯，但新来乍到，也没有办法，好在常与炎樱在一起玩，多少减轻一些落魄之感。

    到纽约后，张爱玲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去拜访她心仪已久几度通信的胡适之先生，去见见这位对自己奖掖有加的文学先辈。

    还是在香港的时候，张爱玲的长篇小说《秧歌》刚刚出版，她想起她母亲、姑姑包括自己常常景仰的文学前辈胡适，就把这部。小说寄给了他，想请胡适对自己的作品提出批评意见。④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他非常博学，对文、史、哲都有独到的见解，荣获过三十多个博士学位。他又是美国大哲学家杜威的入室弟子，杜威到中国讲学，他不离左右如影随形。在中国近现代文坛上可以说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胡适与张爱玲还是世交，他的父亲与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有过交谊。张爱玲的母亲与姑姑又很崇拜胡适，也与胡适有过一面之交，以前和胡适同桌打过牌。在张爱玲还未出生的时候，胡适已是中国文坛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了，她读书时，国文课本上就有胡适的文章。1946年9月，胡适辞去驻美大使之职在美国讲学三年回来时，姑姑在报纸上看到胡适从飞机上走下来的照片，笑道：“胡适之这样年轻。”但张爱玲始终没有机会拜见这位大学者。大陆解放前夕，胡适又乘船去了美国。张爱玲从朋友处得知胡适此时正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任馆长，便寄了一本《秧歌》给胡适。

    此时的胡适，已是文化上的“挂冠部长”、“解甲将军”，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这个很不知名的图书馆任馆长。所谓的“馆长”，手下只领着一个助手，整日无事可干，正像夏志清所说的“游手好闲”。不久之后卸了“馆长”任，更闲着没事做，时常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翻阅各种大大小小中文报纸，甚至馆中赠阅的《侨报》，他也每天都看，每版必阅，连副刊的角角落落也不遗漏，偶尔还做点小笔记或评点⑤。胡适在无聊之中，收到张爱玲从香港寄来的《秧歌》一书，十分高兴，他竟一连看了两遍，还在书上加了圈点与眉批，并给张爱玲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说：你的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作书名，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功夫。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难得一般读者的赏识的。

    《海上花》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好例子。你这本小说出版后，得到什么评论？我很想知道一二。

    ……我读了你十月的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像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读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是产生了你的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是十分满意了。

    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

    胡适并在她《秧歌》一书的扉页上写了一段题词，把《秧歌》推为“近年我读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

    这位连茅盾、巴金、老舍的长篇小说都不大看的文学大师，对她这个小辈如此誉扬，使得张爱玲受宠若惊。其实胡适推崇她的作品一半是因为她的小说的艺术造诣，令胡适惊喜，还有一点原因是小说对**的攻击。胡适因为在国民党撤退大陆之前曾以自己私人的名义给**写了一封信，劝**不要把国民党逼上绝路，**不予理睬，挥师打过长江。他对**用武力赶走国民党很不满。因此，他对**的作品是欢迎的。同时期台湾一个青年作家姜贵也把他的**作品《今杌传》（后改名《旋风》），寄给胡适，尽管姜贵的作品艺术上相当粗糙，胡适也有兴趣地看了，还写长信对他表示“敬意和谢意”。但张爱玲是不大知道这些的，她只是感激胡适的知遇之恩。

    到纽约不久，张爱玲便拉了炎樱一道去拜访胡适，因为她人很拘谨，有了炎樱这个比较活泼大方的人，感觉似乎好得多。

    在纽约东城区八十一街上，一排水泥砌成的白色小洋楼像一个个方盒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公寓的房子，在秋日午后的阳光里显得更洁白、更清静。她与炎樱感到有些恍惚，仿佛又回到了香港。上得楼来，忐忑不安地，她们不知道这个将要出来的著名人物该是什么模样。

    胡适开门出来，热情地迎进她俩在客厅坐下。张爱玲看到这位六十又五的学者一点不显得老，身穿长袍子，戴着眼镜，神采熠熠，头发整整齐齐地朝后梳着，很有一种学者的风度。

    胡适很爽朗笑谈着，张爱玲是见了生人就不大会讲话，显得很拘谨，人又高大，拘谨得手也不知怎么摆，脚也不知怎么放好。

    胡适太太江冬秀为客人沏好了两杯浓郁的绿茶端进来，张爱玲看到这位当年由父母包办许配的胡太太，依然露着年轻时的端丽的丰韵。江冬秀很白，虽然年龄大了，但圆脸上的皱纹一丝一丝很细腻，头发向后梳着，没有一丝乱发，头发后边绾着光滑发亮的圆髻。江冬秀的话略带点安徽口音，张爱玲听着更为亲切些，看来胡适这个新式人物的旧式婚姻，仍是很美满的。她立刻又想起以前颇为流传的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佳话来。1917年，已做了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遵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回乡与这位旧式小姐结婚，一时众人议论纷纷。江冬秀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却很聪明美丽，人又大方，到现在依然风韵犹存，难怪胡适后来能与她恩恩爱爱白头偕老呢。

    张爱玲看着眼前这对老人，看着他们室内的陈设，她想到了上海，想到自己的家。小时候她父亲的书桌上就摆有《胡适文存》，与较不像样的狎邪小说《歇浦潮》、《人心大变》以及《海外缤纷录》等摆在一起。这些乱七八糟的小说她是一本一本地拖出去看的，只有《胡适文存》是坐在父亲窗下的桌前看完的。眼前，过去，时空像一叠叠照片重叠在一起，她从记忆中搜出些话题与胡适交谈。

    炎樱也用国语找出话来填补无活的空间。炎樱的几句中国话本来就是半通不通的，又离开上海许多年，更不大会说了，但她那副活泼自如的神气很招人喜爱，胡适与太太很喜欢她，慢慢地用国语同她俩交谈。

    张爱玲又想起她姑姑以前跟父亲借书看，后来兄妹闹翻不来往了，父亲有一次忸怩地笑着咕噜了一声：“你姑姑有两本书还没还我。”姑姑有一次也不好意思他说：“这本《胡适文存》还是他的。”还有一本萧伯纳的《圣女贞德》，德国出版的，她姑姑很喜欢那米色的袖珍本，说“这套书倒是好”。

    张爱玲忽然想起旧事，壮着胆子，幽幽地问：“您还记得我母亲和姑姑么？

    她们以前还跟先生同桌打过牌呢。“

    胡适很惊讶：“有这等巧事？”他很注意地看看张爱玲，仔细地回想，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因为他的太太是个牌迷，没有事情时，常常打麻将消遣，胡适的朋友太多了，各界都有，凑到一起没事干，也爱打着玩。

    胡适由张爱玲《秧歌》和去年的信谈到英译小说，对张爱玲准备翻译《海上花》与《醒世姻缘》很有兴趣。对她说：“张小姐想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这个志愿很好呀。以你的文学功底，我相信你能做到。

    不过，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要准备吃点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