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大小娄罗，有的被枪毙，有的被判刑，有的像胡兰成隐姓埋名逃走。“纳凉晚会”上的金雄白、陈彬这些“文化汉奸”，忙忙如漏网之鱼，急急如丧家之犬，早已逃之夭夭。

    张爱玲对政治从来都是漠不关心的，以前她发表文章的阵地《杂志》、《古今》、《苦竹》这些文化汉奸办的刊物纷纷停刊了，苏青主编的《天地》也被停掉了。张爱玲自信自己与政治没有关系，便泰然地保持沉默。

    但是背后的各种议论纷纷而来。张爱玲在沦陷区汉奸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文化汉奸捧她，大出风头。她与汉奸胡兰成的恋爱，成为人们议论的话柄。还有人拿出报纸，“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列有她的名字。因此，她被人暗中列入有“文化汉奸”嫌疑的名单上。

    她的朋友苏青更受到指责，有人说“敌人投降了，苏青大哭三天三夜”，还有人说苏青的文章是“性的诱惑”等等谩骂丑诋。苏青向来是泼辣的，她说：“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

    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无愧作。“她又说：”在这里我还要郑重声明：当时我是绝对没有想到内地去过，因为我在内地也是一个可靠的亲友都没有的。假如我赶时髦地进去了，结果仍旧卖文，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苏青这种亮烈难犯的脾气使她能继续写稿谋生。大报答应请她编副刊，条件是更换个笔名，她还不干。小报倒乐意她用真名，也肯出高稿酬，虽然把她的文章放在”木匠强奸幼女“之类的新闻下面，未免心痛，但为了在米珠薪桂的社会中谋生，她也顾不得这些了②。

    张爱玲没有苏青的豁达与泼辣，但她比苏青世故一些，她谢拒大报小报的“盛意”，沉默了一年多。从1945年8月至1946年全年，她没有发表任何作品，但仍不能免除人们各种议论。到1947年，她出版《传奇（增订本）》时，仿照苏青的先例，在书前写了一个《有几句话要同读者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

    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

    她是一个职业文人，没有工作，只能靠稿费来养活自己，没有地方发表文章，她的生计便要发生问题，她只好重新振作起来，整理整理思绪，再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