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3年春天开始，在薰风沉醉的上海滩上，在沦陷区死气沉沉的文学土壤里，张爱玲的一系列小说散文姹紫嫣红，热烈地绽开，每一朵花都是一个新鲜美丽的故事，诉说着一个二十二岁少女的才思。
这年初春，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张爱玲来到一所雅静别致的花园洋房前，叩开了紫罗兰庵主人的门。
这时，紫罗兰庵主人——鸳鸯蝴蝶派老作家周瘦鹃，正懒洋洋地斜靠在书房的沙发里，望着案头古色古香的宣德炉中一枝紫罗兰香袅袅的青烟，想着自己的心事。
他的小女儿瑛匆匆上来，拿着一封信给他，说：“楼下有位姓张的女子来访。”
他拆开信，原来是他的一位园艺朋友黄岳渊老人的亲笔信，介绍女作家张爱玲来访，要和他谈谈小说的事。周瘦鹃忙下楼来，看到客厅里站着一位穿着鹅黄缎半臂旗袍亭亭玉立的小姐，知道这就是张爱玲。张爱玲见到周瘦鹃，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瘦鹃答过礼，招呼坐下叙谈。瘦鹃老人才知道张爱玲从小在天津北平长大，后来搬到上海，上了三年香港大学，因战事发生，又辗转回到上海，现在与姑姑住在一起，为西人办的《二十世纪》写英文文章。爱玲本不善言谈，简单地介绍自己的情况。周瘦鹃问起她写作情况，她说，中文作品除了前几年给《西风》杂志写过一篇《天才梦》外，没有动过笔。最近写了两篇小说，写的是发生在香港的故事，爱玲说着打斤手中的纸包，拿出两篇稿子，请周瘦鹃看看行不行。周瘦鹃忙捧过来，他看了看标题《沉香屑》，题下标着《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就感到这名字很别致有味，当即就请爱玲把稿子留下，容他细细拜读。周瘦鹃又与她谈起复活《紫罗兰》的事。张恨水、周瘦鹃都是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作家，是二、三十年代在青年男女中风靡一时的言情小说大家。他们的作品就连许多成人也特别爱看，张爱玲与她的父母姑姑都是其忠实的读者。鸳鸯蝴蝶派文人有一句很明确的办刊宗旨“宁可不讨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礼拜六”是鸳鸯蝴蝶派的另一主要刊物，也是这一派的代称），即可看出文艺趣味和受欢迎的程度。张爱玲向周瘦鹃谈起，她的妈妈和姑姑在十多年前就是周瘦鹃编的《半月》、《紫罗兰》和《紫兰花片》的热心读者，那时，她的妈妈刚从法国留学归来，读周瘦鹃的“哀情小说”，伤心地流过不少眼泪，曾写信给周瘦鹃，劝他不要再写下去了。周瘦鹃听了很感兴趣，虽然他已记不得这件事了。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爱玲方起身作别。
当夜，周瘦鹃在灯下读起张爱玲的小说，谁知他一看便被深深吸引住了，一边看，一边击节赞赏，竟然一口气读完才放手。他所看的、写的言情小说多了，大抵是男男女女、恩恩怨怨，缠绵悱恻的哀情故事，虽然这些小说可以使少男少女为之洒泪，但这样的爱情故事基本上为他和他的朋友徐枕亚、包天笑、张恨水、张资平写得差不多了，写到了绝路，如果不另辟蹊径，纵然才华横溢也是枉然，他本人就是一例。周瘦鹃本是一位多愁善感的风流才子，年轻时爱了一个西名唤作“紫罗兰”（Violet）的姑娘周吟萍，两心相许，心有灵犀，但恨紫罗兰已被许他人，失之交臂，双方抱恨终生。伊人秋水，相见无期，这种感情一直折磨着他，迫使他写出多少哀怨缠绵的作品，可谓深于情者了。然而这种作品由于局限在个人狭小的恩怨感情之内，在三十年代已被多数新文学家批评。他现在想重新振兴《紫罗兰》，非要有使人耳目一新的名篇佳作不可，这两篇小说正是不可多得的作品，虽是言情之作，但是它的内容却不是那套平庸烂熟的故事，写出了香港这个殖民地畸型社会人的畸型的情爱，写出这个繁华都市的荒凉之悲。周瘦鹃凭着直觉觉得张爱玲作品的风格很像英国作家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了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禁深深地喜欢这两篇小说。
一星期后，张爱玲来问他读后的意见，周瘦鹃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爱玲，爱玲表示心悦诚服，因为她正是毛姆作品的爱好者，而《红楼梦》又是她最喜欢的作品。周瘦鹃问她愿不愿把作品发表在《紫罗兰》里，爱玲一口应允，这样，同瘦鹃便约定在《紫罗兰》创刊号出版之后，再拿样本去看她。张爱玲再谢而去。当晚又赶到，热诚地邀周瘦鹃夫妇届时同去光临她一个小小茶会。
新版的《紫罗兰》如期出版了，《沉香屑》被安排在最重要的地位。周瘦鹃在杂志编者话里高兴地向读者宣布：“如今，我郑重地发表了这篇《沉香屑》，请读者共同来欣赏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而对于当年香港所谓高等华人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可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
张爱玲向周瘦鹃夫妇发出邀请，请他们到自己家中作客。瘦鹃夫人胡凤君因家中有事，不能分身，瘦鹃便独自捧着新雅别致、墨香袭人的《紫罗兰》杂志，如约到爱玲家去。
爱玲与姑姑早已在恭候这位久慕才名的大作家的光临，周瘦鹃进来，看见她家客厅虽然不大，但异常的别致精美与整洁，爱玲身旁这位个子高挑、头发微烫、戴一副秀琅眼镜的中年女子自然是她的姑姑了。爱玲的姑姑是一个非常秀气斯文，而又落落大方的女人，读过不少书，受过西方教育，人又和蔼健谈，相比之下，爱玲却沉默寡言，只是在一旁微笑着听姑姑与周瘦鹃的谈话。姑姑向周瘦鹃说起以前和嫂嫂是如何地爱读他的言情小说，如何边读边落泪，使周瘦鹃为这两位素昧平生的红粉知己大为感动。姑姑指着客厅墙上挂着的照片，那个丰容盛鬓西洋女郎似的女人就是嫂嫂——爱玲的妈妈，可是她早已到新加坡去了，最近又到了印度。
姑侄两人为周瘦鹃特意准备一个西式的答谢茶会，茶是奶酪红茶，摆着甜咸俱备的西式点心，还有一瓶鲜花非常精美，雅致的客厅，雅致的茶几与家俱，连茶杯与点碟也是雅致的。周瘦鹃看出爱玲与姑姑过的是西方式的生活，很有情调，与一般的中国人并不一样。主客三人坐在一起，一边品茗，一边聊文艺，谈花卉，爱玲虽不健谈，但偶尔插上几句，也很有见地。临去时，爱玲拿出她在《二十世纪》上发表的英文《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送给周瘦鹃，瘦鹃很感兴趣地翻看着，尤其使他感兴趣的是张爱玲亲手绘的插图，他非常吃惊，张爱玲除中文外，英文也相当高明，不但文章佳，画笔更十分生动，不由不深深地佩服爱玲的天才。（15）
就这样，张爱玲以她的《沉香屑》两篇小说走向了上海的文坛。而周瘦鹃则是慧人识才的伯乐，虽然，这两篇别具魅力的佳作发表在《紫罗兰》这种品味不太高的刊物上不免有点委屈。
张爱玲像一朵罂粟花，在四十年代这个特殊的大气候与上海这个特殊的土壤中，迅速怒放，开得美丽恣肆而苍凉。
上海本是欧美在中国的最后盘踞地，云集着东西方不同肤色的人，构成中国繁华的殖民都市。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入侵上海，上海成为四周被日寇包围的孤岛，只有租界的主权仍在英美手中。大量在战争中无处可躲的中国同胞，纷纷逃到上海租界来，有大批的满清的旧遗老、大官僚、地主、买办商人、留学生，还有世界各地资本家、流氓商人，一部分逃难而来的苦力劳力与小商人，这些人，虽然出身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新旧观念不同，但都接受了这个大都市的生活，构成了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畸型的繁荣与混乱，形成了特殊的文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上海沦陷，这种畸型繁荣更加剧了，日寇扶植了一个汉奸傀儡——汪精卫伪政府，作为爪牙，唬吓中国人民，为日军铁蹄下的沦陷区粉饰太平。不屑于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或逃到了重庆延安，来不及逃的人在这里韬光养晦保持民族节操。剩下的那些遗老遗少、达官贵人、买办商人、汉奸政客，在汪伪这些“文人集团”的歌舞升平中莳花弄鸟，吟诗作赋，捧优赌博，仍然在留恋着旧时的残梦。文学上的鸳鸯蝴蝶小说、黑幕小说、名流艳秘、色情武打，像流行着瘟疫的薰风，薰染着上海的文化空气，虽然春日迟迟景象，却又死靡靡的，有气无力，死一般的空气。
张爱玲这朵罂粟花就开在这样的环境中。
在“第一炉香”里，葛薇龙这个来自上海的女中学生，因香港战乱无处可投，去拜访了与父亲死不往来的姑姑。她的姑姑是香港数一数二的大阔佬梁季腾的遗孀，丈夫死后，留下一大笔遗产供她挥霍享用。葛薇龙的姑姑在香港有很多的情人，外头有很多风流传说，名声不大好，可是薇龙为着能继续在香港求学，才背着父亲来拜访姑姑：薇龙放胆上前，叫了一声姑妈。她姑妈梁太太把下巴颏儿一抬，眯着眼望了她一望。薇龙自己报名道：“姑妈，我是葛豫琨的女儿。”梁太太劈头便问道：“葛豫琨死了么？”薇龙道：“我爸爸托福还在。”梁太太道：“他知道你来找我么？”
薇龙一时答不出话来，梁太太道：“你快请罢，给他知道了，有一场大闹呢！我这里不是你走动的地方，倒玷辱了你好名好姓的！”薇龙赔笑道：“不怪姑妈生气，我们到了香港这多时，也没有来给姑妈请安，实在是该死！”梁太太道：“哟！原来你今天是专程来请安的！我太多心了，我只当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必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我当初说过这话：有一天葛豫琨寿终正寝，我乖乖地拿出钱来替他买棺材。他活一天，别想我借一个钱！“被她单刀直入这么一说，薇龙到底年轻脸嫩，再也敷衍不下去了。
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