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到林语堂的梦想，还是得从林至诚说起。

    1907年，因为坂仔新教堂事故，“极端前进派”的林至诚认识了西溪教区主事的范礼文博士，并成为莫逆之交。范礼文博士寄过来很多上海基督教文学会出版的书和小册子，还有著名传教士林乐知编写的周刊《通问报》。

    《通问报》是油墨印的，纸张很粗糙，拿在手里就满手的黑印子，可胜在价格便宜，一年才一个银元，对于低收入的基层牧师，是再适合不过了。

    自学成才的林至诚开始接触“新学”。每日布完道，他拨亮床头的豆油灯，点一袋旱烟，从薄薄的散着油墨香的纸上，读到了太平洋的另一端白皮肤的外国人在干什么。

    小和乐和兄弟姐妹几个围成半圈伏在父亲膝头，贪婪地听父亲讲西洋的奇妙事物。

    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时，林至诚头头是道地讲起飞机的制造原理、形状、飞行情况等，俨然是刚刚归国的洋博士。“我读了所有关于飞机的文章，但是我没有见过飞机，我不知道敢不敢相信！”他得意地吸口旱烟，对着几双渴求的眼睛说，“不过，你们将来会看到的。”

    和乐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时候，他只见过船工们划的木制小舢板，父亲说的那个会飞的铁头大怪物，真是闻所未闻。

    异域的奇闻轶事，林至诚更是如数家珍，“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就是德国柏林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你们一定要到那里留学，读英文，接受西洋教育！”

    “真的吗？留学，那是干什么？”和乐摇晃着小脑袋，抢着问到。

    “别吵！听阿爸说！”美宫迫不及待地打断弟弟的话。

    “留学啊，就是到国外学习。你们不是说飞机很稀罕吗？到了国外就可以看到！”林至诚呵呵地笑，两个眼睛闪闪发亮。

    “那我要去！”“我也要去！”……

    豆油灯的火花在跳跃，和乐们的脸上扬起兴奋雀跃的神情，父亲所描绘的未来迷人极了，他们都深深沉浸其中。林语堂自叙说：“我们是一个绝对的梦想主义者的家庭。”

    梦想，是林家上下共享的最美好的精神财富。但是林至诚每月只有20个光洋的收入（后来涨到24块），除去女孩，送5个儿子留学几近痴人说梦。他却丝毫没有顾虑，船到桥头自然直，他单纯地坚信，只要下定决心就一定会成功。

    好在有教会学校，林家孩子从铭新小学到寻源书院，学费和膳食全免，很大程度上省去了林至诚的压力。林语堂成年后致力于批判死板的基督教教育时仍客观地说，“我欠教会学校一笔债”，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林家长子林景良顺顺利利地进入了鼓浪屿的救世医院医科学校，次子玉霖的入学问题却成了林至诚的心病。圣约翰大学在上海，川资杂费高，况且大儿上学那阵，已经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望着眼巴巴的儿子，林至诚痛下狠心把祖屋卖了——他的父亲一去不回，祖屋就是惟一的联系和凭证，母亲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房子不能卖，如今为了孩子，只能对不起先人了。按手印的时候，他咸湿的泪水滴落下来，弄花了契书。

    凑凑合合地送走老三，轮到为和乐犯愁了。

    玉霖毕业后留校任教，愿意资助弟弟在圣约翰的生活费，可到上海的交通费还是需要100个银元。林至诚叼着老烟袋，佝偻着里里外外转了好几圈，想不出半点法子。这些年，家里值钱的东西该卖的也卖得差不多了，这可如何了得？牧师太太看丈夫愁白了好几根头发，犹犹豫豫地说：“要不去借吧！你那个学生陈子达……”

    “瞎扯谈！怎么能向学生开口！”林至诚把手一背，怒气冲冲地走了。

    陈子达曾经是林至诚的学生，家里穷，冬天没有帽子戴，小脸蛋冻得通红，一说话就哆嗦，林至诚可怜他，就送给他一顶瓜皮小帽。陈子达感激涕零，发誓要报答老师的恩情。他常年戴着那顶帽子，即使破得不能再用了，也没有买过第二顶。他在漳州发了财，每次林至诚去漳州，总是住在他家里。

    林至诚跑遍了亲戚好友，也没有结果，只能硬着头皮去找陈子达。和乐看着父亲为难的样子，心疼得难受。老师向学生借钱本就难以启口，林至诚拉不下脸面，几次话到了嘴边又咽下去，匆匆搭船无功而返。不久，陈子达来到坂仔，送给林至诚一个蓝色布包。林至诚打开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