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一个朋友讲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

    林语堂对此颇为自得，做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他请梁启超手录此联，挂在有不为斋的墙壁上。这是林氏书房里最重要的装饰。

    赛珍珠在《吾国与吾民》的序言里写道：“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中国当时有不少留美留英的海归派，英文漂亮得不比英美作家逊色，像吴经熊、温源宁等，但是这些人已经彻底的洋化了，说起中文来磕磕巴巴，传统文化的底蕴很薄弱。中英文俱佳的，除了林语堂，全中国还真找不出第二个。

    林语堂有幸，认识了赛珍珠，从而走向了世界。

    赛珍珠有幸，认识了林语堂，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林语堂胆敢自称脚踏中西文化，自然底气足。

    他的求学经历和一般人不一样。同时代的文化人大部分走的是由中而西的路子，林语堂却刚好相反。

    从铭新小学到圣约翰大学，林语堂上的都是教会学校。福建早期的教会学校师资力量薄弱，教员多半是教士，偶尔会聘请一些科举出身的当地文人和私塾先生。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情况，教会学校的学生对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十分熟悉，而淡漠本国文化。

    只有在林至诚的家庭私塾里，林语堂才有机会接触中国传统文化。

    自学成才的林至诚很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每逢寒暑假，就把自家的孩子和附近年幼的基督徒召集起来，教他们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但是小林语堂根本坐不住，对这些摇头晃脑的学问不感兴趣，他宁愿和二姐读林琴南翻译的侦探小说。

    寻源书院更糟糕，连中文报纸都不能读，林语堂和教士们打游击，偷偷读了一点《史记》、苏东坡的作品等。他对快乐天才的苏东坡产生兴趣，就是在这个时期。

    而且，对基督徒而言，站在戏台下面看或者听盲人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恋爱故事，是一种罪孽。

    林语堂从圣约翰毕业以后，愤然地说，他知道古代犹太国的约书亚将军用号角吹倒耶利哥城的故事，却不知道孟姜女为了丈夫哭倒长城的传说；知道耶和华命令太阳停住以便约书亚杀光迦南人，却不知道后羿射下9个太阳，而他的妻子嫦娥飞奔到了月亮上，女娲用365颗石头补天，掉下人间的一颗变成了《红楼梦》里的宝玉等。“我被骗去了民族遗产。这是清教徒教育对一个中国小孩子所做的好事。”

    1916年，林语堂到清华任教。北京是文化古都，长城、故宫、卧佛寺、西山的红叶，都是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连路边一棵不起眼的垂柳，城门下蹲着的石狮子，都可能来头不小。而清华园本身就是清朝某个皇亲国戚的私宅，门匾由大学士那桐亲笔题写。

    林语堂时刻感受到与历史文化的联系，那点零星的“庭训”和中文功底委实不够用。一个中国人，却不知道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林语堂羞愧万分，他暗暗地发了誓，一定要将教会学校剥夺的文化遗产找回来！

    可是，问谁呢？

    清华不乏留学归来的哲学博士，工科硕士，但要说起传统旧学，他们也是一知半解。

    林语堂曾经在中央公园遇见了学贯中西的辜鸿铭。辜鸿铭精通13国语言，把儒家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大学》译成了英文。他梳辫子，穿清朝的旧长袍到北大上课，学生们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狂傲的北大学子静默不言。那天，辜鸿铭同样的装扮，佝偻着背，戴一顶破旧的短沿帽，一个人颤微微地走了，显得落寞而孤寂。林语堂看了看身上笔挺的西装，没敢上前打扰，他觉得自己不配去接近这位天才的福建老乡。

    百年后的今天，有人评价道：“有史以来，中国人直接用英文写中国，有两位最成功的，一位是辜鸿铭，一位是林语堂。他们笔下的英文，全没中国味；他们笔下的中国味，却全是英文。”

    遍寻名师不得，一心想补上文化课的林语堂只好拼命地看书。他读得最多的就是《红楼梦》，语言是文化的外衣，而袭人和晴雯两个小丫头说的北京官话就是无可比拟的杰作。林语堂学会了北京话，清脆的齿音在翘起的舌尖流溢，是天底下最美的语言。

    他想深入研究一下，但是世面上鲜少有旧版的古籍。摆书摊的老北京告诉他，这样的书，非得到琉璃厂去淘，好东西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