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肉搏战。早年苦练的棒球技术发挥了威力，他投起石头来，又准又狠。“看，那个个头高的最凶！”“那个带头盔的又打人了！”林语堂拿起石头，扔得那叫一个准！这位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教授掀起了一个小**。围观的群众不断地叫好，源源不断地给他补充“枪弹”。
流氓被砸得厉害，也注意到这个“祸害分子”，故意近身来，给了林语堂一棒子。林语堂的眉头被击中，鲜血直往外冒。周围的人劝他回家休息休息，林语堂坚决不肯。他那勇敢无畏的祖母一条扁担赶走十几个土匪，他自信自己也有那个气概。
着急的是廖翠凤。自从她嫁了这个丈夫，从来就没有安心过。林语堂满身是血地回来，她又是心疼，又是气愤，大骂：“你还要不要命了？”她警告林语堂，以后不准再上街。可她刚怀上了第二胎，行动不便，一不留神，林语堂又偷偷摸摸地带了一袋子石头出门了。
以后，只要一提起“用旗竿和砖石与警察相斗”的经历，林语堂就会眉飞色舞地讲起当年他如何地用掷垒球的技术大显身手，言词之间，满是骄傲和自豪。
因为“首都革命”来势汹汹，身居要职的官僚政客们吓破了胆，逃去了天津租界。女师大的学生也乘着这股大流，胜利返回了校园。
女师大风潮以学生的全面胜利落下了帷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次是语丝内部的意见分歧。
杨荫榆、章士钊等人落荒而逃后，林语堂以为彻底的胜利了，他同意了周作人的意见，主张对“落水狗”实行“费厄泼赖”精神。
鲁迅是从革命斗争中走过来的，比林语堂有着更清醒的头脑，他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点名批评了林语堂，说“落水狗”也还是会咬人的，要痛打“落水狗”。
鲁迅和周作人失和已经两年有余，兄弟俩闹到了连话都不讲的地步。他不好再点周作人的名，只好借林语堂的名，在语丝内部作思想上的提醒。这次争论不过朋友间的思想讨论，后人定义为论敌之间的分歧，实在是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就在鲁迅点林语堂名的同时，他还主动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向林语堂约稿。林语堂接到“精神导师”的信，惊喜交加，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交了稿。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林语堂和鲁迅“相得”的开始。
鲁迅的估计没有错。
1926年元旦刚过，陈源就公开声明，从今年起，“永远不管人家的闲事”了。然而，闲话家是闲不住的，陈源一面宣布撤退，一面又摆出要算总账的架势，主要矛头仍然指向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
“落水狗”们非但不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起来，本想“费厄泼赖”的林语堂被这些“闲话”气得胸口发闷。在鲁迅、周作人相继反击之后，1月23日，林语堂在《京报副刊》上登出自己绘制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漫画上的鲁迅，长袍八字胡，手持竹竿，猛击落水狗的头，那狗狼狈地在水中挣扎。
此画一出，语丝众人莫不拍手叫绝。
陈源最难受。女师大风潮以来，现代评论派也算是全军出动，可闹得最凶的就是陈源。枪打出头鸟，打狗图虽然没有明说打的是谁，但人人都看得出来，那狗和陈源还颇有几分神似。
陈源当时正在追求女作家凌叔华。凌叔华出自书香世家，父亲凌福彭是与齐白石齐名的著名书画家。女婿还没进门，却早晚被骂成叭儿狗，凌福彭觉得老脸挂不住，怪起女儿来。凌叔华侍父至孝，便把气撒在了陈源身上。
大好的姻缘出现危机，陈源乱了阵脚，忙托人作和事佬，想和语丝停战。
可这位绅士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咽不下这口气，没几天，又故态重萌，“闲话”连篇。
一出手，就是重型炮弹。陈源把写给徐志摩的几千字长信公开发表，火力瞄准了语丝的急先锋，也就是林语堂。看来，他对那幅打狗图耿耿于怀。他说：
说起画像，忽然想起本月二十三日《京报副刊》里林语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要是你没有看见过鲁迅先生，我劝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不过林先生的打叭儿狗的想象好像差一点。我以为最好的想象是鲁迅先生张着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不是俗语吗？可是千万不可忘了那叭儿狗，因为叭儿狗能今天跟了黑狗这样叫，明天跟了白狗这样叫，黑夜的时候还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口。
林语堂起先赞同周作人的“不打落水狗”，后来跟随鲁迅“痛打落水狗”，本是很简单的思想转变而已，没想到成了陈源诟病的理由。
林语堂在《语丝》短短三年，经过风，历过雨，他学会了骂人，也经得起人骂。他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鲁迅的“打狗”运动。
1926年3月10日，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林语堂撰写了《泛论赤化与丧家的狗》，与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精神上一脉相通。
一个星期后，一桩更令人发指的惨案发生了。
3月12日，4艘日本军舰无故侵入大沽口，被国民军击退。4天后，日本联合英、美、法等共8国，借口国民军违反《辛丑条约》，蛮横地提出：撤除国民军在天津、大沽的防务，并且对日本赔款，段祺瑞政府必须在48小时内做出回复。
这种**裸的强盗行径激起了国民的无比愤怒，北京群众商定18日上午集体到**广场请愿，要求拒绝最后通牒。
女师大在爱国运动中向来是身先士卒，这种国家兴亡的关键时刻，自然少不了她们的影子。刘和珍代表全校学生向林语堂请假——学潮胜利后，林语堂在众人的推举下，出任了女师大的教务长。
林语堂爽快地准了学生们的假，他还温和地建议刘和珍：“以后凡有请假停课事件，请从早接洽，方便校方及时通知教员。”
刘和珍热情大方，工作认真刻苦，是林语堂“最熟识而最佩服嘉许的学生之一”。他认为，女师大学潮能胜利，就是因为女师大有很多像刘和珍这样信念坚定的女性。
林语堂万万没想到，这次电话，竟然是他最后一次听见刘和珍的声音。
3月18日，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请愿群众在**广场聚齐后，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门前。等待他们的是全副装备的军警。段祺瑞为了向帝国主义示好，居然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
这绝对是一场有预谋的屠杀！
请愿者还来不及递交请愿书，警笛就响了，数十枝枪一齐开火。血肉之躯怎敌钢铁炮弹，铁狮子胡同霎时间变成了人间地狱。不断有人倒下，人们在呼喊，在痛哭，军警的枪声却越来越密集。
刘和珍站在女师大队伍的最前面，沉着冷静地指挥女生们撤往安全地带，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一颗流弹飞过来，她飞身扑倒旁边的女生。子弹斜传肩膀，她正想往外爬行，一士兵又凶残地举起大棒向她后脑猛击几下，刘和珍当场气绝。
“刘和珍中枪了！”女师大的队伍乱了，有几个女生被挤到危险处。杨德群冲出来把她们往外推。“啪！”鲜血四溅，“沉着而友爱”的杨德群也倒下了。
林语堂作为校方代表前来认领尸体。他先是看见刘和珍倒在血泊中，眼睛睁得圆圆的，仿佛还看得见怒火在燃烧。接着，他又看见杨德群伏在桌子上，因为桌子太短，下半身就悬空着……林语堂实在看不下去了，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孩子们，今天就惨死在自己同胞的枪口之下。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林语堂此时的愤慨，是怎样冷酷无情的暴徒，才能下得了这样的狠手！
整整两天，林语堂都昏头昏脑的，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发生了。第三天，他按捺住内心的激荡，一字一泪地写下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
刘、杨二女士之死，同她们一生一样，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所以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
这篇文章被排在了《语丝》第72期的卷首。
语丝人的悲痛未了，不知死活的陈源又出来说“闲话”了。
他先是轻描淡写地批评了一通杀人凶手的暴行，接着笔锋一转，追究起死者的责任来。按他说法，谁也没有强迫死者去参加集会，是死者自己去的，死者的兄弟师长更有责任，没有好好地阻挠。更过分的是，他居然造谣说，杨德群是被女师大校方骗去的，结果横遭惨死。他还记得“打狗图”的仇呢！
陈源自以为是“各打五十大板”，是公正了，公平了，可这“公正”、“公平”在鲜血染过的北京是那么的刺耳和不协调。
杨德群的生前好友站出来戳穿了陈源的谣言，她们大骂：“这种畜生的畜生，生殖在人类里面，早就可怕，而且早就可杀了。”
学生的血，让林语堂痛心了；闲话家的谣言更让他怒不可遏。他彻底清醒了：中国是没有“费厄泼赖”可言的！他要任意而“骂”了。
3月30日，他作了《闲话与谣言》，大骂特骂：
“畜生”生在人类里面，本来已经够奇了，但是畜生而发见于今日的大学教授中，这真使我料想不到。我要畅快的声明，这并非指猪、狗、猫、鼠，乃指大学教授中“亲亲热热口口声声提到孤桐先生的一位”，亦即“白话老虎报社三大笑柄”之一。
接着，他把笔锋对准了“文妖”，对准了那些没有骨气、没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以《打狗檄文》公开号召：
我们打狗运动应自今日起，使北京的叭儿狗，老黄狗，螺蛳狗，笨狗，及一切的狗，及一切大人物所豢养的家禽家畜都能全数歼灭。此后再来讲打倒军阀。
林语堂靠着一股怒气，以笔为匕首，一把把地投向了无胆匪类。他的一系列“打狗”文章笔锋犀利，无所畏惧，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现代评论派被骂得闻“狗”色变，林语堂则被赞誉为“打狗运动的急先锋”。
1926年4月，段祺瑞政府被国民军驱逐。可赶走了狼，又进来了虎，狗肉将军张宗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耀武扬威地开进了北京城。
“山雨欲来风满楼”，北京的白色恐怖一日甚过一日。两个说话大胆的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未经审问就直接被杀害了，林语堂也上了军方的黑名单。
廖翠凤生完二女儿回来，居然发现她不怕死的丈夫还在案桌上写要命的文章。“这下子好了！”翠凤叫道。
接着，她又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自制的绳梯。语堂还在奋笔疾书，头都没抬地说，那是必要时用来跳墙逃走的。翠凤急了：“要走大家走！我一手抱一个，一手拖一个，怎么跳墙！”
北京实在呆不下去了，文化界开始了一场从北到南的大迁徙。北大的教授们大多逃到了上海。
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书，他要打道回府，在出生的地方干一番事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