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小说单本，至明什九散亡；宋修《太平广记》成，又置不颁布，绝少流传，故后来偶见其本，仿以为文，世人辄大耸异，以为奇绝矣。明初，有钱唐瞿佑〔1〕字宗吉，有诗名，又作小说曰《剪灯新话》，文题意境，并抚唐人，而文笔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饰闺情，拈掇艳语，故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纷起，至于禁止，其风始衰。迨嘉靖间，唐人小说乃复出，书估往往刺取《太平广记》中文，杂以他书，刻为丛集，真伪错杂，而颇盛行。〔2〕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
而专集之最有名者为蒲松龄之《聊斋志异》。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人，幼有轶才，老而不达，以诸生授徒于家，至康熙辛卯始成岁贡生（《聊斋志异》序跋），越四年遂卒，年八十六（一六三○——一七一五）〔3〕，所著有《文集》四卷，《诗集》六卷，《聊斋志异》八卷（文集附录张元撰墓表），及《省身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等（李桓《耆献类征》四百三十一）。其《志异》或析为十六卷，凡四百三十一篇，年五十始写定，自有题辞，言“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同黄州〔4〕，喜人谈鬼，闲则命笔，因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是其储蓄收罗者久矣。然书中事迹，亦颇有从唐人传奇转化而出者（如《凤阳士人》《续黄粱》等），此不自白，殆抚古而又讳之也。至谓作者搜采异闻，乃设烟茗于门前，邀田夫野老，强之谈说以为粉本，〔5〕则不过委巷之谈而已。
《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又相传渔洋山人（王士祯）激赏其书，欲市之而不得，〔6〕故声名益振，竞相传钞。然终著者之世，竟未刻，至乾隆末始刊于严州〔7〕；后但明伦吕湛恩〔8〕皆有注。
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如《狐谐》言博兴万福于济南娶狐女，而女雅善谈谐，倾倒一坐，后忽别去，悉如常人；《黄英》记马子才得陶氏黄英为妇，实乃菊精，居积取盈，与人无异，然其弟醉倒，忽化菊花，则变怪即骤现也。
……一日，置酒高会，万居主人位，孙与二客分左右座，下设一榻屈狐。狐辞不善酒，咸请坐谈，许之。酒数行，众掷骰为瓜蔓之令；客值瓜色，会当饮，戏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大清醒，暂借一觞。”狐笑曰，“我故不饮，愿陈一典以佐诸公饮。”……客皆言曰，“骂人者当罚。”狐笑曰，“我骂狐何如？”众曰，“可。”于是倾耳共听。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红毛国，著狐腋冠见国王，国王视而异之，问‘何皮毛，温厚乃尔？’大臣以‘狐’对。王言‘此物生平未尝得闻。狐字字画何等？’使臣书空而奏曰，‘右边是一大瓜，左边是一小犬。’”主客又复哄堂。……居数月，与万偕归。……逾年，万复事于济，狐又与俱。忽有数人来，狐从与语，备极寒暄；乃语万曰，“我本陕中人，与君有夙因，遂从尔许时，今我兄弟至，将从以归，不能周事。”留之，不可，竟去。（卷五）
……陶饮素豪，从不见其沉醉。有友人曾生，量亦无对，适过马，马使与陶较饮，二人……自辰以讫四漏，计各尽百壶，曾烂醉如泥，沉睡坐间，陶起归寝，出门践菊畦，玉山倾倒，委衣于侧，即地化为菊：高如人，花十余朵皆大于拳。马骇绝，告黄英；英急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复以衣，要马俱去，戒勿视。既明而往，则陶卧畦边，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爱敬之。而陶自露迹，饮益放，……值花朝，曾来造访，以两仆舁药浸白酒一坛，约与共尽。……曾醉已惫，诸仆负之去。陶卧地又化为菊；马见惯不惊，如法拔之，守其旁以观其变，久之，叶益憔悴，大惧，始告黄英。英闻，骇曰，“杀吾弟矣！”奔视之，根株已枯；痛绝，掐其梗埋盆中，携入闺中，日灌溉之。马悔恨欲绝，甚恶曾。越数日，闻曾已醉死矣，盆中花渐萌，九月，既开，短干粉朵，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浇以酒则茂。……黄英终老，亦无他异。（卷四）
又其叙人间事，亦尚不过为形容，致失常度，如《马介甫》一篇述杨氏有悍妇，虐遇其翁，又慢客，而兄弟祗畏，至对客皆失措云：
……约半载，马忽携僮仆过杨，直杨翁在门外曝阳扪虱，疑为佣仆，通姓氏使达主人；翁被絮去，或告马，“此即其翁也。”马方惊讶，杨兄弟岸帻出迎，登堂一揖，便请朝父，万石辞以偶恙，捉坐笑语，不觉向夕。万石屡言具食，而终不见至，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壶酒来，俄顷引尽，坐伺良久，万石频起催呼，额颊间热汗蒸腾。俄瘦奴以馔具出，脱粟失红，殊不甘旨。食已，万石草草便去；万锺襆被来伴客寝。……（卷十）
至于每卷之末，常缀小文，则缘事极简短，不合于传奇之笔，故数行即尽，与六朝之志怪近矣。又有《聊斋志异拾遗》〔9〕一卷二十七篇，出后人掇拾；而其中殊无佳构，疑本作者所自删弃，或他人拟作之。
乾隆末，钱唐袁枚〔10〕撰《新齐谐》二十四卷，续十卷，初名《子不语》，后见元人说部有同名者，乃改今称；序云“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感也”，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然过于率意，亦多芜秽，自题“戏编”，得其实矣。若纯法《聊斋》者，时则有吴门沈起凤作《谐铎》〔11〕十卷（乾隆五十六年序），而意过俳，文亦纤仄；满洲和邦额〔12〕作《夜谭随录》十二卷（亦五十六年序），颇借材他书（如《佟觭角》《夜星子》《疡医》皆本《新齐谐》），不尽己出，词气亦时失之粗暴，然记朔方景物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观。他如长白浩歌子〔13〕之《萤窗异草》三编十二卷（似乾隆中作，别有四编四卷，乃书估伪造）。海昌管世灏〔14〕之《影谈》四卷（嘉庆六年序），平湖冯起凤〔15〕之《昔柳摭谈》八卷（嘉庆中作），近至金匮邹弢〔16〕之《浇愁集》八卷（光绪三年序），皆志异，亦俱不脱《聊斋》窠臼。惟黍余裔孙〔17〕《**内外琐言》二十卷（似嘉庆初作）一名《璅杂记》者，故作奇崛奥衍之辞，伏藏讽喻，其体式为在先作家所未尝试，而意浅薄；据金武祥〔18〕（《江阴艺文志》下）说，则江阴屠绅字贤书之所作也。绅又有《鹗亭诗话》一卷，文词较简，亦不尽记异闻，然审其风格，实亦此类。
《聊斋志异》风行逾百年，摹仿赞颂者众，顾至纪昀而有微辞。盛时彦〔19〕（《姑妄听之》跋）述其语曰，“《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天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
《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
今燕昵之词，嬫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盖即訾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简，既非自叙之文，而尽描写之致而已。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父容舒，官姚安知府。昀少即颖异，年二十四领顺天乡试解额，然三十一始成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读学士，坐泄机事谪戍乌鲁木齐，越三年召还，授编修，又三年擢侍读，总纂四库全书，绾书局者十三年，一生精力，悉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中，故他撰著甚少。后累迁至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自是又为总宪者五，长礼部者三（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二十）。乾隆五十四年，以编排秘籍至热河，“时校理久竟，特督视官吏题签庋架而已，昼长无事”，乃追录见闻，作稗说六卷，曰《滦阳消夏录》。越二年，作《如是我闻》，次年又作《槐西杂志》，次年又作《姑妄听之》，皆四卷；嘉庆三年夏复至热河，又成《滦阳续录》六卷，时年已七十五。后二年，其门人盛时彦合刊之，名《阅微草堂笔记五种》（本书）。十年正月，复调礼部，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管国子监事；二月十四日卒于位，年八十二（一七二四——一八○五），谥“文达”（《事略》）。
《阅微草堂笔记》虽“聊以遣日”之书，而立法甚严，举其体要，则在尚质黜华，追踪晋宋；自序云，“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淡数言，自然妙远，诚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20〕者，即此之谓。其轨范如是，故与《聊斋》之取法传奇者途径自殊，然较以晋宋人书，则《阅微》又过偏于论议。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即与晋宋志怪精神，自然违隔；且末流加厉，易堕为报应因果之谈也。
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今举其较简者三则于下：
刘乙斋廷尉为御史时，尝租西河沿一宅，每夜有数人击柝，声琅琅彻晓，……视之则无形，聒耳至不得片刻睡。乙斋故强项，乃自撰一文，指陈其罪，大书粘壁以驱之，是夕遂寂。乙斋自诧不减昌黎之驱鳄也。余谓“君文章道德，似尚未敌昌黎，然性刚气盛，平生尚不作暧昧事，故敢悍然不畏鬼；又拮据迁此宅，力竭不能再徙，计无复之，惟有与鬼以死相持：此在君为‘困兽犹斗’，在鬼为“穷寇勿追’耳。……”乙斋笑击余背曰，“魏收轻薄哉！然君知我者。”（《滦阳消夏录》六）
田白岩言，“尝与诸友扶乩，其仙自称真山民，宋末隐君子也，倡和方洽，外报某客某客来，乩忽不动。他日复降，众叩昨遽去之故，乩判曰，‘此二君者，其一世故太深，酬酢太熟，相见必有谀词数百句，云水散人拙于应对，不如避之为佳；其一心思太密，礼数太明，其与人语，恒字字推敲，责备无已，闲云野鹤岂能耐此苛求，故逋逃尤恐不速耳。’”后先姚安公闻之曰，“此仙究狷介之士，器量未宏。”（《槐西杂志》一）
李义山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