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古典西洋音乐如同朝圣--和很多人相似，这种心情体验，我也有过。但是到了后来不能不承认这心情的淡漠。穷国野民的风刀霜日，与那些高雅大曲之间，毕竟太容易疏远了。谁去细究自己身上的现象；只不过偶尔意识到的时候，觉得有一个微妙的结纽，它尚未解开。究竟它是怎么回事呢，暗自想弄得明白些。

    当然这不可能，音乐是理不清的一团麻。也许，可能梳理一番的只是一些私人心事，是自己与音乐接触的背景、心境、缘分、故事。

    对古典乐朝圣的时期，虽然还远远谈不上虔诚，但一度也确实热心。心情也急切，进入了一股求学的心态以后，恨不得时刻泡在音响里。忆起那一期的结交，都是古典迷人士。

    时代恰恰又踏上了那段路程，与许多国家二十年前一样，中国刚进入一个卡式录音机和音响组合进入家庭的时代。我是留学生，早早便舶来了一套配置很高的音响组合。于是音乐猛地涌入日常，我寄居的简易楼终日轰鸣着大音量的音乐。从蒙古到日本，从美国的BobDylan到哈萨克的Engbêkkuyê。

    也许是音乐生活或听觉生活，带给了我整个八十年代的好心情。

    我在美妙的听觉享受中，洞开门扉，结交上下各流人等；不假思索，在稿纸上挥泄无度。美音不能独自品茗般默听，我义务讲解，记得曾把一个朋友（他那时迷恋绘画）用大音量把冈林信康的《我们大家所盼望的》播放给他，伴以我煽动的解释。他在那些嘶吼的日语音声中，虽然不解一语，却听得哗哗泪下，这件事使我至今惊奇。

    当然在音响旁，我也见多了听了一句半句就做感动状，迫不及待不怕夹生地写进个人文字的"作家"。总之，那时，我自己和小屋盛着的我的家庭，都因为美声盈室的状况而暴富了。丰足而且满意的心情，流露于我那一期的不少败笔之中。

    二

    而且追求的目标在古典。我生了野心，忍不住想用已获的基础，试着叩门一次。我在真的尝试去窥探古典殿堂。太偏爱流行音乐，甚至沉溺比"下里巴人"更不入流的蒙古突厥的胡音--这种现象使我暗怀不安。我好像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乡间塾生，总是觉得学堂还没念完。记得我四处求师，购置了许多古典音乐的唱片磁带。我和朋友一道，专门请来专业人士，逐段地听他解释，并暗自给自己的耳朵判分。

    应当说收获多少是有过的，获得的愉悦自然更多。但是我不能就此理解、并全部接受古典迷们经久不衰的热情。我还是保留了一丝感觉；我捉摸着关于听觉、心情、标准的问题，我在琢磨一个我能接受的音乐ABC。

    有一件小事挺难忘。一九八六抑或八七年若干作家访问德国，在汉堡听了半场歌剧。说是半场，原因在我们迟到了，在黑暗中寻不到座位。咬耳出声时被观众们不屑地呵斥，后来一些人被引导员领到空座位暂且坐下；另几个则干脆退出来，在休息室里等第二幕再入座。

    还记得终于等到了幕间休息，急急去找自己座位时的感觉。有一种终于放松了紧张，倾听的神经和渴望油然浮起的滋味。我端坐稳当，从第二幕的第一声男中音开始，强力集中自己一切意念，听。

    使读者意识到朝圣，让人们自律着、迫使他们学习自己的感觉，真不可思议啊。我走神了，遐想着能获得如此一切的歌剧作家多么让人羡慕。若是我们的小说散文被人如此阅读--换上晚礼服打上领带，正襟危坐忍住咳嗽地阅读，会有什么效果呢？

    我偷偷瞥一眼侧右，是一伙日本白领。当然礼仪没有一丝纰漏，西服笔挺，头发油亮。但我看见了在东京熟悉的疲惫，看见了"社用族"（公司付款者）的表情。有一个悠忽的眼神和我相遇了，一瞬间闪过局促。它马上转回去，赶紧回到神圣的倾听。--哈，他们和我差不多，也是害怕被文明开除，寻机会听听是怎么回事，也是顺从着一个规矩。

    遐想之间，又一幕降下了。我们到了休息室。突然有一位同伴建议，可能休息室这种地方引诱人的世俗性吧，他建议回家。更让我惊奇的是作家们都没有拒绝。

    走在夜空清爽的汉堡大街上，溜溜达达非常惬意。大家讨论着女高音和男中音，朝旅馆走着。那时一位同伴的话，虽然至今尚未决定赞否，但我已经记牢了--他说："说真的，只有一个歌剧让我感动过，而且掉了泪。你们猜是哪个？--《洪湖赤卫队》。"

    一句话使大家都默然许久。虽然都是作家，不便简单地吭声。

    他说的是实话。可是，关于音乐的结论是什么呢？

    汉堡体验之后，我更不会判断自己的耳朵。使用那台立体声山水音响，在八十年代后半的几年里，我浏览了不知多少音乐。高雅是有的，悦耳是有的，讲究是有的，就是没有达到朝圣的境地。宁静的休憩和愉悦，对巧妙谱成的个别旋律的喜爱--都有过，但我不能简单地皈依绅士淑女的解释，不能说我也听见了他们描述的听觉。

    也许我才是一个语言憧憬者。因为我终年都在雕刻自己的语言，至少常常都为自己语言的无力而感慨。我相信--语言在暧昧的时候，可能显现美，也可能封闭原意。在追求成为激动的河，在河水冲刷不已的时候，语言可能向放弃自己的神秘主义皈依。但是如此火候的语言，和本来就空洞虚伪的同类物之间，也许会出现一点相像。

    区别之一是，达到神秘主义阶段的语言，会沿途留下一连的记号。如真挚朴素的小事，如他人不能的经历，如预见或奇异等等。后来者可以依据这些记号，解读荒唐和非理性的本意，使关上的门再度开启。

    音乐是这种语言么？

    我不敢浪下结论。我能做的删节从略地，对要紧的事多少记下几笔。

    三

    和我的读者的年表不同，那还是人们期待的改革开放尚未到来的时代。我像许多知识青年一样，先与穷乡僻壤的农民结交，后来又为自己处境的压迫，远走异乡。

    那结交如我全部文章的注解一样，交得太深了。农民把它用旧式比喻说成结拜。我却嫌太封建。结拜兄弟，涵盖不了红卫兵蜕变再生、一介学生与大地民众相融、一个知识分子被异端濡染直至背叛的所有内容。

    远托异乡也不是闯关东下西口。我如一片叶子，在生计的寒风中簌簌抖着，跨过海，越过政治和贫富的边界线，走了外国。

    --若顺势找个词儿形容，应当说那是一段"没有音乐的日子"。或者用反义句，说那些日子里，每时每刻心底都萦绕着一股悲哀且激烈的乐曲？

    肚腹的原则，生存的铁律，扳正着人柔软的一部分生性。

    我在那两年里练惯了疾走，默默地以两步迈三步，奔波在东京--于我而言它是个劳动市场和战场。刷盘子，教大学，出著作。为了活下去（主要是使自己的做人原则活下去），我的心硬了。

    那时偶尔拍的一张相片曾使很多朋友震动，被记录下来的我面貌凶恶，满目杀意地瞪着假想的和真实的对手。在坚决地夺取生存所需物质的日月里，我觉察得出自己的异化。没有时间缅怀，没有条件助人，只是似乎在遥遥天际，在梦幻一般不真实的某地，好像才有过或存放过旧日的我。

    在那样的时候人很难在古典音乐里浪费，虽然从第一天我就弄了个录音机，后来又买了一个音质更好的。听的内容要么彻底轻松，最好是柔美圆润的女声；要么是最狂热的六十年代摇滚--音乐于那时的我，如同粮食女性一样都是充饥物。它抚慰或宣泄，给我一天天短暂而实用的补充。

    但有一天，我收到一个邮件。

    那天我的斗室里，弥漫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空气，我打开邮件，是一个最知心的朋友的信。我照例细嚼慢咽，津津有味地读着。信也同时为我充饥，我对信很贪婪，并已习惯了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