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宪益先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是酒仙，有的说是名士，有的说是散淡的人，有的说是社会良知的代表，有的说是学贯中西的末代士大夫，有的说是体现传统美德的现代知识分子，有的说是毕生追求民主的真正爱国者，有的说是死不悔改的自由派……当然不是在同一个层次立论，但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宪益其人的一面。杨宪益绝非两面派，但这多面的表现极自然地统一在他的为人处世之中。

    我跟宪益交往年头不长，在1993年末写的《读杨诗》一文中，有几处概括了他给我的印象：

    杨宪益的学问不挂在脸上，也不挂在嘴上。也就是说，他从来不"吓唬老百姓"，不以其所有骄人之所无。他的学问融入了他全部的教养，平时待人，从不见疾言厉色，酒边对客，容有《世说新语》式的机智和英国式的幽默，都化为寻常口头语，不紧不慢地说出。

    看来通体透着淡泊宁静的杨宪益，几乎很难想象他会拍案而起，凛然陈词。然而正是同一个人。有人称之为"散淡的人"，其实散而不淡。他似乎与世无争，乃是不屑斤斤于个人得失，更不齿"上下交征利"；他仿佛十分随和，但他和而不同，面对原则是非，他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且率真得毫无掩饰，更没有矫揉造作。

    杨宪益不是书蠹，他读历史读活了，他更关注现实这活的历史。他于个人利害是超脱的，但不是不问世事的隐士；他于是非曲直是执著的，但又能不胶着其中，而高出一筹，从历史的高处俯瞰，这样才有了诗……

    中国传统文化之于杨宪益，主要的并不在于从而获得典籍中的知识（他在这方面的考据也见功夫，兹不具论），而在于得其精神、风骨、节操。他浸润于西方文化多年，我以为同样是得自由、平等、创造的真谛，而不仅表现于译事的信达雅。这在我原只是混沌的感觉，这回初读诗集卷首所收的杨氏早年诗作，我以为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证明。特别是《雪》和《死》两首长篇五古，都是诗人1932年春即十七岁少作，不但格调高古，诗艺已臻成熟，而且其中已形成的生死观表现了一种透彻的了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这两者很好地互相结合渗透，是极其珍贵的。

    这两首诗对人生和人格作了形而上的思考，但诉诸意象，读来亲切，不觉玄虚。可作了解杨宪益其人的钥匙，亦可作开启杨宪益其诗的钥匙。

    而杨宪益作于1993年的《自勉》更为这一切作了明白的注释："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难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

    这是七八年前我的看法，七八年来这一看法得到更多的印证。但不知能不能得到所有熟悉宪益的朋友们认同。

    我和宪益先生是1988年初在著名记者彭子冈女士的纪念仪式上结识的。在那之前，我早就读过他的一些译余随笔，别有会心的考据文字，又从他一些老朋友的口碑和新朋友的记述，得知他的为人。我们过从稍密，则是在90年代之初，他那被人戏称为"杨氏沙龙"的家里，已经门可罗雀的时候，我那时还没有被医生责令戒酒，于是相与持酒谈诗--自然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打油诗"。这种忘年之交，诗酒之谊，要在随兴之所至，谈笑风生，他既不查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