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后，就没有了官僚主义的温床，有的只是官僚主义微尘，因此需要洗手洗脸；至多是官僚主义的细菌，会感染"我们的肌体"，而社会主义制度是与官僚主义不相容的，"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是保护官僚主义的"，以至最终要战胜官僚主义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接着在世界范围展开一场大讨论，其中涉及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铁托在普拉的演说。直到中苏决裂后的论战文章中，中方一直把大意是社会主义制度也能够产生官僚主义的观点，指责为修正主义。

    回忆我和一些与我相似的朋友，在1956年前后之所谓反对官僚主义，其实是在一个浅层次上立论的，而且基本上沿袭当时的宣传口径，主要针对的不是体制的官僚主义，而是个人的官僚主义，而且大体上限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当时见诸报刊的这方面的文字，包括我写的在内，所谓官僚主义，多数往往是指革命意志衰退，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所谓"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一类，实际上远未触及某些"进攻型"的官僚主义的皮毛。究竟是当时生活中的官僚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呢，还是自以为全力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我们认识落后于实际呢？

    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1957年夏天反右派正式开始前不久，周扬通过《中国青年报》召集了几个青年作者，到中宣部座谈；他最后的发言我差不多全忘了，只记得他说："你们有些人在作品里要反官僚主义，你们见过什么官僚主义！"我自问所见者窄，也许我真是没有见识过像样的官僚主义，甚或我目为官僚主义的，其实还算不上官僚主义？但周扬也没说他见过的官僚主义，比我们所见更标准、更典型的官僚到底是什么样子。或者，他后来谈异化是对这个问题的间接回答，但围绕异化问题的争论很快又成禁区，我却落了个一头雾水依旧。

    孙越生文集中关于官僚主义的有关论述部分，我认为是继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后，我所见到的第一部最有系统的"官僚主义论"，视野更加开阔，来龙去脉分明，特别是对一些长期流行的观点的指谬，不留情面，证诸实践，显示了理论的、逻辑的力量。如果将来建立"官僚主义学"，这将可视为奠基之作。

    我感谢孙越生先生，若不是他在这里的点拨，则我虽膺"以反官僚主义为名"来"反党"的罪名，却并不知官僚主义为何物，很对不起为此负罪的自己，也对不起就此整我的人了。

    矿产在地下，则野蛮开采，文物在地下，则竞相盗掘：此中有"合法户"，也有非法户，有"群众"，也有干部。于物质的资源趋之若鹜，于精神的资源弃若敝屣；有形的古董值钱，出土而掠夺之，思想无形且不值钱，眼睁睁任其埋没。言念及此，心中又不免浮起一片悲哀，夹杂了没有着落的忧虑。

    199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二十周年之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