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前这四本传记，传主都是史学家。区别只在两本是自述（何兹全、傅振伦），两本是家人、弟子撰述（顾颉刚、谭其骧）。我想，这一套丛书续出时当不限于史学家，但以他们的传记打头，当做示范，是亮出"真实"这一标杆：绝对不是纯属虚构的小说，也不是虚实相间的"纪实文学"，更不是以"戏说"为能事的通俗读物。

    黄仁宇先生，熟悉中国的纪传体，他的名作《万历十五年》，就聪明地选择了五位历史人物，写出了那一年其实不止那一年的历史面貌。不管对他这本书怎么评价，不能不承认他抓住了历史的头绪。历史这出戏是由人扮演的，离开人的活动，甚至离开某些关键人物的具体言行，性格、际遇的细节，就无法对历史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巴比塞《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通过斯大林写苏联，又通过苏联突出斯大林。问题不在于他的写法，而是材料的取舍趋于一偏；也许不是有意的取舍，是占有材料的局限。

    为什么在苏联存在的一个长时期，却不能真切地了解苏联的历史？因为只有一本《联共（布）党史》，还是典型的"以论（点）代史（料）"，甚至干脆掩盖真相，伪造历史。近年历史档案解密，私家著述也得以问世，于是我们看到了有关当时苏联内部斗争的更加翔实的材料。不但斯大林，而且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较近真实的个人传记，合而观之，他们之间，那前后左右的历史纠葛，也就基本上大白于天下了。

    在某种意义上，个人的传记是整体历史书写的基础。正如个人的记忆形成集体的社会的记忆一样；完全背离了大多数个人记忆的所谓"集体的记忆"，就有伪造之嫌了。

    我们不但渴望了解我们民族的久远的过去，更希望了解刚刚过去不久的昨天和前天的历史。当然不是为了"好玩儿"。

    现在我们有了一些政治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之作。如果没有《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以及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等书，我们对1959年那个重大的转折，能知道多少呢？然而在当代的这类作品中，也是良莠不齐，真伪混杂。有一个著名人物以日记相标榜，买来却让人大失所望；我们并不是以猎奇的态度追求秘闻，但如果一个人的日记同当时的报刊如出一辙，不但今天没有出版的价值，当时似乎也大可不必费事